夏刚 夏子绚
渠沟惨案是徐州会战末日军炮制的大屠杀事件。然而，惨案背后的中日军事行动，至今鲜为人知。记者从中日史料入手，探寻该案的背景及根源，揭秘一段浴血御侮的抗战往事。
一、史料三疑：时间、起因和战斗细节
1980年代，渠沟惨案始见于党史、方志、抗战史及文史书刊，但大多源于口述史料。由于中日军方战史档案的匮乏，关于该案发生的时间、起因及相关的战斗背景，各类史料众说纷纭，至今存疑。
一是时间存疑。1980年代，原淮北市干校教师黄葆和采访渠沟惨案幸存者刘大才，记录惨案时间为1938年农历4月24日（公历5月23日）。2005年，山西省沁县史志办工作人员李国庆采访惨案幸存者赵胜魁（时年85岁），记录惨案时间为1938年5月21日（农历4月22日）。
二是起因存疑。黄葆和撰文《日寇渠沟大屠杀纪实》，刊于《淮北市文史资料》第一辑（1986年6月版），是至今所见渠沟惨案最早的史料。作者在补记中说：“关于渠沟惨案的起因，众说杂陈，皆不可靠。有说鬼子在瓦子口和国民党军队的某部展开一场战斗，鬼子死伤惨重，于是在渠沟进行了大屠杀的。亦有说鬼子在渠沟遭到国民党某部的袭击，有一个什么鬼子司令被打死而引起鬼子疯狂报复的。”
李国庆撰文《侵华日军渠沟村暴行档案》，刊于《文史月刊》（2008年6月版）。该文谈到惨案起因时说：“1938年5月，日军第九师团一部从濉溪口经渠沟向萧县瓦子口一带北犯，5月20日该部与国民军刘汝明骑兵76师一部在渠沟地区发生战斗，双方伤亡较大。战后刘部南撤，日军便对渠沟一带百姓进行报复。”
三是渠沟战斗细节存疑。《日寇在濉溪地区的罪行录》记载：“（1938年）农历4月16日（公历5月15日）早晨，日军100余人向濉溪北进犯，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伏击，击毙日军中佐秋井千。”《淮北市志》记载：“民国27年（1938年）农历4月间，侵占宿州城的日本侵略军司令松井次郎率部从濉溪口经渠沟、萧县瓦子口一带堵截南撤的国民党军队。4月17日，国民党刘汝明部骑76师一部和松井次郎部在渠沟地域相遇，双方伤亡较大（据说松井次郎被毙）。”《日寇渠沟大屠杀纪实》还记录了一种传奇说法，“说是那天鬼子夜宿渠沟街上，半夜里有四个国民党的骑兵从北门冲杀到南门，用大刀片一路砍杀了几十个鬼子”。
黄葆和认为：“这种种说法，有关作战双方的番号、人员装备、战斗进行的情况，皆语焉不详。这些传闻的叙说者，当时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不可能知道军事行动的详情，再加上他们主观感情的倾向，往往添枝加叶，把想象和猜测说成事实。但是，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纵使这些传闻多么离奇，却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性。”
列举史料三疑，并非否定惨案历史事实，而是说明口述史料的局限。口述史料只能证果，不能证因。在找不到档案文献记录的情况下，如能从见证人口中获得点滴真相，固然是一个可靠的证据来源。但必须认识到，口述历史提供的往往是一部分情节记忆，辅助于文献档案有一定参考价值，由于口述者的记忆可能失真、模糊或受事后信息污染，亦可能因主客观因素而进行选择性讲述，并不能认识历史事件的全貌。
88年时光飞逝，渠沟史料三疑，亟待档案文献解密。
二、“徐沟”之惑：地名辨析
寻找渠沟惨案的战史档案，是一件艰辛的工作。黄葆和认为：“要全面地记述渠沟惨案的始末，却也有诸多困难。首先遇到的一个困难，便是史料缺乏。”这里所谓史料，不是幸存者的口述，而是中日军方的文件档案。惨案的制造者第九师团，辖4个步兵联队，以及配属的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联队，联队下辖大队、中队和小队，各级都有作战日志、战斗详报、战史档案。日军战败后销毁了不少档案，寻找残存的战史资料，确如大海捞针。
40多年来，不仅专业研究者和文史爱好者，还有众多受害者及其后人，也在寻访惨案相关的军史资料。
淮北市殡仪馆退休职工刘叔仁1948年出生于渠沟村。他参军、转业几十年，一直在军内外图书馆、档案馆寻找惨案的文献档案，但除了口述史料，没有任何线索。
作为相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褒扬办主任，朱晓龙负责侵华日军渠沟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地的管理工作。他告诉记者，纪念地的展板大多源于幸存者的口述，由各级史志研究部门提供，目前同样缺乏中日战史资料。
记者采访中，接触到不少瓦子口战斗的资料。其中一文提到，瓦子口战斗，国民党军战果最大是在孙圩（突袭日军师团司令部），缴获最多的却是在徐沟（军马军品等）。徐沟在孙圩之南，徐里和濉溪口（濉溪老城）之间。
查阅现代地图，徐里和濉溪老城之间，并无“徐沟”之地名。那么，徐沟是否就是渠沟呢？
记者随即查阅了民国军用地图。1936年版《瓦子口》、1936年与1937年版《濉溪镇》三幅地图中，渠沟所在位置，确实标注为“徐沟”。而在1938年版《五户张集》军图上，徐沟所在位置，赫然标注为“渠沟”。
原华东野战军作战股股长秦叔瑾曾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日军、蒋军、我军使用的地图都是国民党测绘总局二三十年代测量绘制的地图。”
综上可知，若能在日军或国民党军的文献档案中找到“徐沟”战事的记载，无疑可作为渠沟惨案的背景史料。换言之，日军战史虽不会记录屠杀平民事件，但只要找到“宿县徐沟”军事行动的史料（如战斗详报、日志、档案等），就必定与渠沟惨案发生关联。
“徐沟”之惑迎刃而解。解决了渠沟的历史地理变迁问题，渠沟惨案的军方档案，亦将在时光之河中浮出水面。
三、日军首侵：北犯萧城
刘大才回忆，日军首次侵入渠沟是在1938年5月14日。他说：“民国27年，现在说是1938年，农历4月15日，早晨，突然从南边口子镇据点里来了一批日本鬼子，一路烧杀进了渠沟南门，乡亲百姓都慌的离家躲避起来。鬼子出了渠沟北门，一直往北开去，当天傍晚，又从北边回到渠沟。听人说，鬼子是在瓦子口与国民党的军队交了火，吃了败仗，退下来的。”
赵胜魁回忆说：“1938年5月13日早晨，日军由南来到渠沟，老百姓都由西门跑了，日军见人跑了，就把村子围起来，跑不了的就被刺刀攮死了……傍黑时鬼子向北边出发了。”
据幸存者所述，日军首次入侵渠沟的时间，约在1938年5月13日至14日左右。那么，日军战史资料有没有对应的记录呢？
答案是肯定的。日军入侵渠沟，在日军战史中有明确记载。华中派遣军第9师团于1938年5月13日侵入百善。此时华中派遣军判断，若迅速夺取萧县及其以北地区，即可切断徐州国民党军西撤之路。第9师团随即制定进攻萧县的作战方案。由于该师团仅部分部队到达百善，其他部队仍落在后方。步兵第6旅团长秋山义允随即指挥该旅团（欠第35联队、第7联队的2个中队）、山炮兵第9联队1个大队、战车1个中队等部，组建先遣队快速北上，迅速攻占濉溪镇。
崔永元先生珍藏了大批抗战时期的日本文献。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简称“抗战平台”，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局牵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执行的国家社科基金抗战研究专项工程核心项目）经授权，对其部分资料进行了扫描，并上传至抗战平台网站，供全球读者免费阅览。以下日军史料即源于此。
《步兵第36联队华中行动概要》记载：1938年5月15日凌晨0时55分，第九师团先遣队抵达濉溪口进行休整。凌晨3点，先遣队继续出发。师团主力于下午1时从濉溪口出发，“经过徐沟、东王庄、王油房、孙圩，于下午6时10分到达王婴，短暂停留后进入瓦子口。”
该联队战斗详报附图印证，日军从濉溪口出发，经宿县徐沟侵入萧县瓦子口。
第9师团主力进攻萧县城，未走濉溪口至朔里店的大路，而选择渠沟至瓦子口的沿山小路，一是为迅速切断萧永公路；二是日军是一支骡马化部队，酷热天气长途行军需要大量水源补给（渠沟至瓦子口有濉河）；三是渠沟至瓦子口皆为山区，地形隐蔽，有助于日军秘密行军，长途奔袭。
此番日军肩负北上作战任务，未在渠沟长驻，所以未制造大屠杀事件。
四、日军二侵：渠沟战斗
日军第二次入侵，爆发了中日渠沟战斗。口述史料说法不一，方志书刊记载各异。
刘大才说：“当天（5月14日）夜里，一支国民党的军队又同鬼子在从渠沟到相山这一带打了一仗。”
赵胜魁说：“（5月）19日下午，中央军刘汝明的队伍来了，住在村东庙里。夜里10点左右，刘部要去徐州公路打鬼子，要联保长找人带路，俺大爷、俺叔及几个本家大爷就带路上了渠沟。来到河边，队伍马上散开，在头海子、二海子边散了一圈，天亮时刘部和鬼子打了一仗，双方死了不少，还打死一个叫松井的司令。之后，刘汝明部队就撤走了。”
市委宣传部原干部许立文所撰《渠沟惨案调查纪实》记载：“1938年5月14日，日本侵略军第9师团的一个旅团，由百善分两路去萧县堵截徐州来的国民党的退兵。其中，日军司令松井次郎率领的一股日军经濉溪拥到渠沟村……日军在村中糟踏两小时，又继续北进……这股日军直奔萧县孙圩子、瓦子口、陈江山等地，在那里先后遇到萧县地方武装和国民党68军119师的反击，遭到巨大伤亡，退住渠沟。20日早晨，119师的刘营长带领一营军队进入渠沟与日军进行肉搏战，双方都有较大伤亡，松井次郎当场被击毙，战后，双方军队都撤走了。”
纵观各类史料，渠沟战斗和瓦子口战斗密切关联。查阅国民党史政局1981年版《抗日战史》第23册，所载“瓦子口附近战斗”是一场涉及民国萧宿永三县交界区的战事，其中“徐沟战斗”摘录如下（括号内为作者加注）。
“（5月）18日19时顷，刘（汝明）军长接廖（磊）兼兵团司令电令，得知第77军朱口（今濉溪县南坪镇朱口村）阵地被敌突破，由尤沟集、葛圩子分两路向北前进……（68）军为阻止该敌北进，应派有力之部队，由大寨山（黄里附近）以南击之，刘军长遂于20时电令第31旅张（汉英）旅长，除酌留一部在同林集（回村集）对永城方面警戒外，自率该旅主力向大寨山南截击由朱口北进之敌，到达后，即归（119师）李金田师长指挥……第31旅长于受命后，率第691团、附山炮2门、高射机枪1连、骑兵1排，（5月19日）零时出发，4时行抵朱桥，发现敌步炮联合约一联队，正向南移，其先头已入徐沟街市，第691团第3营为前卫，即展开于濉河东岸，攻击该敌，本队展开前卫右侧，激战3时，敌之步兵避入徐沟街内，余向大寨山退去，第31旅即向徐沟攻击，12时许将徐沟占领，俘获敌军马107匹、山炮4门、辎重车5辆及其他军品甚多，正向后送，敌复由南援五百余人，向该旅右翼包围，大寨山之敌亦乘机出击，战况陷于不利，张旅长遂于14时撤至濉河西岸，成对峙状态。”
中午12时，淮北兵团司令廖磊电令第68军，除以一部与当面之敌保持接触外，主力即向西五铺以北撤退。68军军长刘汝明于午后13时下达向永城境内撤退的命令。入暮后，该军各部依次撤退。
那么，国民党军在徐沟截击的是哪支日军呢？
日军战斗详报记载，5月19日，第9师团鉴于萧县方面的主力部队粮弹紧缺，即令辎重兵第9联队在步兵第7联队第2大队掩护下，从濉溪口北方地区迂回，从相山东部赶赴萧城，对师团主力进行补给。
19日凌晨4时，辎重兵第9联队分两个梯团，分别从萧县前许楼、王西庄、丁楼、王油房地区，向孙圩以南徐里、徐沟出发。4时20分，第7中队自卫队赤井少尉指挥的第7、第2中队自卫队及第36联队一部占领徐沟。6时左右，联队主力进抵徐沟，突遭国民党第31旅第691团的袭击。辎重兵第9联队战斗详报再现了当时的场景：“上午6时刚过，部队休整之际，看见数名欲登上徐沟北侧高地的当地人影，同时听到3发枪声。顷刻之间，遭到猛烈的迫击炮、机关枪集中射击与手榴弹集中攻击。第7中队尾部及第2中队被敌人从屋顶投掷手榴弹，遭受损失。”
日军发现，国民党军似已预知敌军到来，在极难发现的位置潜伏，在屋顶、土堤、水草中隐蔽，并以突袭方式打乱敌军后方部署。辎重兵第7中队与第2中队自卫队、步兵小队及工兵一部，立即发起反击。国民党军在徐沟村落内外以猛烈火力打击日军。“（第7中队与第2中队自卫队）逐次将敌人压迫至村外，以炽盛火力扫荡，占领城墙城门，确保徐沟”。
中日史料出现了重合。一是双方记载的战斗时间均为1938年5月19日，地点均为徐沟。二是部队番号及军官，《抗日战史》记载国民党军为68军119师31旅691团，军长刘汝明，师长李金田，旅长张（汉英），“敌为第9师团，师团长为吉佳中将”。日方战斗详报记载该军为第9师团辎重兵第9联队，师团长吉住良辅中将，联队长三田村正之助大佐，“敌军官携带物品显示为第68军第119师36旅619团”。三是渠沟战斗是一场遭遇战。日军辎重兵联队侵入渠沟，是因萧县前线第9师团主力粮弹紧缺，亟待补充，北部的瓦子口道路被封锁，只得南下徐沟绕行，企图从相山东部迂回萧县前线。国民党68军31旅691团为堵截朱口北犯的日军，从回村集赶到徐沟设伏。双方在此遭遇，爆发激战。
从史料来源看，《抗日战史》虽属二手史料，但因其资料来源充实，涉及范围广阔，故具备一定的权威性。日军战斗详报属一手史料。广西大学彭程教授（详报译者）认为，一是从内容看，详报虽是战事结束后的总结，但其中的命令（师团、联队）均为当时记录；二是从文体看，它属军内秘密文件，而非公开的宣传材料；三是从字迹看，它不是一人记录，而有多人笔迹（有补记痕迹）。因此造假的可能较小。
档案史料证实，辎重兵第9联队肩负紧急补给任务，5月20日即从相山东侧北上萧城。因此日军第二次侵入渠沟，也未制造大屠杀事件。
档案史料无疑比口述史料更具权威性，廓清了渠沟战斗的诸多细节。但渠沟战斗是否为渠沟惨案的起因，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这些疑问，尚待其他史料解密。
五、日军三侵：渠沟惨案
刘大才回忆，日军第三次入侵渠沟、制造大屠杀，发生于1938年5月23日。他说：“农历4月24日下午，扫荡回来的鬼子从渠沟街穿街而过。乡亲们发现鬼子过来，又都逃到湖地麦田里躲了起来。鬼子大多数穿过渠沟街，向口子镇方向去了，留下了一小部分，大约有百十个鬼子，在渠沟驻扎下来。这时，大约是下午3点钟光景。这些鬼子，把在瓦子口、徐里抓来替他们送东西的民伕，一个也没有放回去，全都在渠沟的十字街口的路东沟杀害了。杀了这些民伕以后，鬼子又五个一队，十个一群，到渠沟周围的麦地里逮老百姓……躲在麦地里的老百姓，被鬼子搜寻到了的，鬼子就用刺刀逼着，三五十个排成队，押到渠沟十字街心，上百个鬼子哇哇地嚎叫着，端着刺刀就朝他们身上捅……”
赵胜魁说：“（5月）21日下午，日军又来到渠沟，见人就杀。当时老百姓正割麦子，日军打北边来，命令百姓赶快回去给他们挑水、喂马。鬼子连一枪都没打，端着刺刀站在十字街口，把回来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捅死……”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渠沟惨案的发生日期，大约在1938年5月21日至23日前后。那么，日军战史资料中，有没有在该时段返回渠沟的行动记录呢？
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是由国立公文书馆（日本国家档案馆）运营的电子资料中心。该中心通过互联网，提供了日本政府相关机构所保管的历史资料的数字化图像。其中的陆军史料，涵盖了明治时期以来日本参与的主要事变和战争纪录。记者从中找到了渠沟惨案的相关档案——《辎重兵第九联队出纳官吏保管现金遗失事件》。
该档案主要包含三个部分：一是第9师团向日本大藏大臣和会计检查院的公款丢失事件通报及附件；二是第9师团向陆军大臣的公款丢失事件报告及附件（附录医疗物资损失统计表）；三是相关附图（徐沟附近状况要图、徐沟附近搜索要图、战场扫除要图）及丢失金柜的鉴定书。
该档案前两部分内容一致（前略后详），第二部分《辎重兵第9联队第2中队现金物品损失调查报告》，披露了日军在徐沟战斗中的意外损失及战场“扫除行动”，其“扫除行动”与渠沟惨案密切关联。文意如下。
5月16日起，因瓦子口道路被国民党军封锁，辎重兵第9联队与师团主力的联络被切断。19日凌晨4时30分，该联队第2中队从徐里出发，5时50分在徐沟北门遭国民党第119师约600人突袭。驮载金柜的小队在行进中遭受两侧攻击，驮马在炮火中受惊逃逸。驮兵有山丈雄中弹身亡，其驮马“绿花”失控后向西南狂奔，下落不明。分队长命护卫兵射杀该马以回收金柜，但未命中。
损失物品包括：官金（公款）9513元33钱（其中日本银行兑换券383元33钱，军用手票9130元）；酒保金666元94钱；金柜行李、队医物品（医疗物资）及公用行李等。
为挽回损失，19日上午9时30分，中队长接报后派军需少尉搜索，因敌军火力受阻。下午1时敌军西退，2时30分派人再次搜索，仍无果。晚7时继续搜索，直至次日上午7时未发现。后因联队向萧县方向前进，搜索中止。“5月23日，师团组成战场清扫队。中队派出山本少尉以下40名人员归其指挥。24、25两日，以徐沟为中心，在约10公里范围内的各个村庄、森林、沟渠等，以及以徐里—濉溪口西侧—百善道路为中心，东西约两公里范围内进行了细致搜索，但未发现金柜及队医物品的任何线索，最终未能找到”。
那么，第9师团所谓“扫除行动”是否为单纯的军事行动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卫星指出，该师团在南京失陷后成为进城“扫荡”的主力部队之一，其在南京安全区等地反复“扫荡”，大肆捕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普通平民、强奸妇女、抢劫财物，犯下了一系列暴行。
日军战斗详报显示，就在这次扫除行动前（22日），第9师团下达命令：师团各部在萧县朔里店（今淮北市杜集区朔里镇）附近集结（辎重部队除外），24日向蚌埠撤退。这就意味着本次行动是挽回损失的最后希望。随着扫除行动失败，第九师团的希望彻底破灭。日军判断，这批巨款消失在渠沟附近，有可能被当地百姓隐匿，也可能落入抵抗分子之手。于是，日军在扫除行动中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渠沟大屠杀——这不仅是为了泄愤报复，更是为了震慑抗日武装、洗脱丢失军资的罪责。
渠沟惨案，固然不会公开记录在日军档案中，但日军档案所载的扫除行动时间（23至25日）和幸存者所述的惨案时间（23日）发生了重合，这绝非巧合，而是揭秘了惨案的重要起因。
《萧县志》记载：瓦子口战斗中，国民党军突袭孙圩子、周圩子、瓦子口三地日军，日军死伤数百（仅程蒋山村北大坑里就埋日军死尸200余具）。但日军未在三地大规模屠杀平民，却在渠沟炮制了屠戮264人的惨案（日军还在附近蒋丁楼屠杀百余人）。起因绝非简单的战败报复——日军的扫除行动，揭示了惨案的真相。
那么，日军记录的军马逃逸事件，在中方史料有没有印证呢？渠沟战斗逃逸的军马有没有下落呢？
市委党校原副校长丁怀轸教授是相山西城人，与渠沟毗邻而居。他听老辈人说，渠沟战斗后，有匹东洋马在濉溪附近到处乱窜，跑了一个多月。正值麦季，东洋马随处啃食麦田，十几个村庄百姓惧怕日军报复，无人敢牵，无人敢问……
濉溪口早期党员邵适如回忆说：“1938年阴历4月15日（公历5月14日）濉溪沦陷，我领动委会（第五战区抗日民众总动员会安徽省宿县分会）10多位同志各人拿自家的看家枪，拉到了蔡里，由李时庄负责……我们看到国民党军队溃退下来，就用两匹东洋马（渠沟日本军跑散的马）和他们换些子弹……不久，各地武装汇合，成立了（宿县）抗日游击总队，周龙凤任司令，赵汇川任副司令，孔子寿和李时庄任政治部主任。”
侵略者的军马，变成了向侵略者复仇的武器！
侵略者的暴行，激发了淮北人民抗战的决心！
渠沟战斗同日，徐州、宿城相继沦陷，国民党政权随之瓦解。1938年5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淮北党组织根据指示精神，迅速深入农村，发动组织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开展对敌斗争，拉开了敌后武装斗争的序幕。1939年初，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在地方党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八路军南下部队的支援与配合下，转战永、涡、萧、宿等地，打开了豫皖苏边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解读档案，因其不仅是侵略者的自供状，更是人类的警钟。
重温历史，不是为延续仇恨，而是为揭露军国主义的罪行，警惕复活军国主义的图谋，维护国际正义与人类和平。
以国之名祭奠同胞，以史为鉴砥砺前行，这本血色档案，这段血泪历史，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也绝不会忘记。
参考资料
1.《淮北市文史资料（第1辑）》淮北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1986.6.
2.《濉溪文史资料（第1辑）》濉溪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1986.12.
3.《文史月刊》山西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辑，2008.6.
4.《萧县志》萧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198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