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炜

华夏大地，五千年文脉奔流不息，三千年诗韵悠悠回响。我国历代文人墨客对军旅生活情有独钟，留下海量昂扬激越、慷慨悲壮的诗词。这些诗作既镌刻着鼓角争鸣、烽火连天的岁月沧桑，更将军人至死不渝的忠诚与担当化作穿越千古的精神火炬。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屈原笔下的《国殇》，将我们带回那个战马嘶鸣的年代：战车轰然相撞，箭矢如暴雨倾泻，旌旗遮天蔽日，敌军如黑云压城。在这生死一线的战场上，将士们明知此去或许再无归期，却依然挺起胸膛，勇往直前。即便倒下，他们仍紧握长剑；即便身首异处，眼中的怒火也永不熄灭。这种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的血性，正是中国军人最动人的风骨。

唐代，军旅诗词别具风采。王翰的《凉州词》以醉态写无畏：“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在看似豁达洒脱的背后，隐藏着对国家、对使命的滚烫赤诚。王昌龄的《从军行》将戍边风沙与必胜信念熔铸：“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一行行铿锵的文字，犹如崔征的战鼓，激人奋进。

南宋时期，岳飞的《满江红》气势磅礴：“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帅把个人荣辱得失全然抛诸脑后，心中唯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壮志豪情，令人动容。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作者以生命为墨，写下耳熟能详的佳句，使忠烈之气浩然长存。

家国情怀是军旅诗词的灵魂。陆游的《病起书怀》，就将一位孤臣的忧国之心展现得淋漓尽致：“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诗人虽身处逆境，却始终心系社稷，那份“夜半挑灯更细看”《出师表》的执着，恰似一盏不灭的明灯，照亮了文人骚客的精神家园。从《诗经》中“王于兴师，修我戈矛”的慷慨同仇，到三国曹植《白马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铮铮誓言，“家国”二字一直贯穿始终。

这份深植于文字中的家国情怀，既浸润着文人的笔墨情思，又激荡在将士的征袍与剑锋之间。唐代李白在《塞下曲》中表达决心：“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贺在《雁门太守行》中亦抒发壮志：“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他们的文字指向让山河无恙、百姓安康的伟大目标，尽显军人的责任与担当。明代戚继光在《马上作》中感叹：“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平实无华的诗句背后，是一位民族英雄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安危紧密相连的崇高选择。

英雄气概在军旅诗词中豪迈奔放。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升华为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宋代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追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唐代杨炯在《从军行》中表达：“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杜甫的《前出塞九首・其六》刻画军人机智果敢：“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些气吞山河的美妙诗行，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之上。

“八一”建军节到来，当我们诵读这些古韵华章，感受到的不只是文字的力量，亦是一脉相承的军旅情怀。这种情怀，有以身许国的赤诚，有向死而生的无畏，有坚如磐石的信念。它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时代奋进的精神源泉，激励着中华儿女在各自的岗位上砥砺前行，续写新的壮丽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