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子

蚕老一时，麦熟一晌。几场西南风一吹，皖北大地上的麦子一片金黄。

五月初的夜晚，空气干燥，天空挂着的月牙儿，泛着青灰色的光芒。

母亲蹲在门槛前磨镰刀，两只手摁着镰刀的两头，左手不断地蘸水滴在磨刀石上，不时用拇指肚在刀刃上荡荡……

母亲把磨好的镰刀挂在门前的一棵柘树上。

当年村子里长得最多的是洋槐树。两搂粗的，盆口粗的，沿着村后边的河岸一棵一棵地站着，像守河的“树神”。槐树越老越丑，树皮发皱，如绳索匝缠。槐花开时，一嘟噜一嘟噜挂在黑枝上，一片嫩白。老树亦然春心荡漾，先开出诗意的花朵，然后长出鹅黄的嫩叶，呈现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画面。

我发现全村子里仅有的一棵柘树，就长在我家院子里石槽边。为何独栽一棵柘树，我感到有些奇怪。

这棵柘树比河岸上的大洋槐树还显老。树身矮小，浑身疙疙瘩瘩，长满树瘤，从前拴过牛马，之后拴过羊，经蹭磨，树的枝干呈紫红色，光滑如镜，木质比槐树柏树还硬。用石块敲击，叮当响，虎口震麻，树木上不留一点痕迹。树上有一种叫蚕天牛的虫子，乌黑翅膀上长着白点点，头上有两只坚硬的角，尖牙把树身咬出一个个小洞，嚼碎的木渣似锯沫。木不成材，母亲砍下一枝做弹棉花弓，光滑锃亮耐用。

听母亲说，这棵柘树至少百年以上，是你爷爷的爷爷栽的。

这棵树像一尊长着叶子的佛，一直活在我的心里。它不朽，神圣而亲切。

两把镰刀，头朝上挂在柘树丫上，月光照射过来，树叶间带着光的小虫飞舞，树根部几只鸡瞎子一样抱成一团，镰刀的刃闪着寒光。

第二天，天刚亮，社员们像出操的队伍，整齐地排在地头。生产队长嘴对着喇叭筒开始讲话。队长有个外号叫“嚎天鬼”。天天清晨喊社员出工，夜里九点从村东头喊到西头：“大家注意了。鸡鸭要关好笼子，猪圈要关好门，防贼防盗防小偷。”村里的张寡妇冲着他说：“你家的鸡鸭才会关门呢！”

队长无非讲一些趁着天气好，抓紧抢收，把最好的粮食交公粮之类的话。然后提高嗓门宣布：“开镰！”

队长一声令下，所有的人弯腰挥舞着镰刀，像运动员冲出起跑线似的。在金色滚滚的麦浪中，人头、草帽，不同颜色的上衣，有节奏地闪现。不到十分钟，就分出了先后高低。

不知为什么，我割麦子的速度非常快，母亲说我是小孩没有腰，不知道腰疼。当年的地薄，传统的麦种，麦子长得很矮，稀稀疏疏的，割起来不费劲。

像马拉松赛跑，我和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打头阵，我一直处在领跑的位置。我娘她们属于中间，拉在最后面的是上海下放的七个女知青。戴着草帽或白布遮阳帽，割两把，就得站起来，割麦的时间没有站的时候长。尤其是大个子小范，据说他爹妈都是复旦大学的教授。她不停地捶腰，割不到地身子的一半，就累得仰面朝天躺在麦铺子上。

每人一趟割三垄麦子，我一弯腰就割到了头。我稍加休息，擦一下汗。回头就迎着母亲的麦垄割。当我和母亲割对头时。母亲站起，擦一擦额头上的汗，阳光下的笑容，盈着满满的幸福。

我当时十六岁，已经当上了生产队的记工员。队长不让我割麦子，除记工分外，叫我负责挑水给割麦的人喝。我先把水桶放进井里冰一会，然后再提上来。井水冬暖夏凉，凉水最解渴。

我挑着两桶水，桶里放几片玉米叶子，防止水撞出来。到了田头，我从口袋里掏出一袋糖精，撒在桶里，然后用水瓢搅一下，顺手舀半瓢递给母亲。其他的人轮换着趴在水桶上牛饮。那爽快劲儿比喝蜜还甜。

接下来他们开始割麦。队长让我和知青小范在马车上垛麦捆，下边的人一捆捆地往车上扔，我和小范在上面接着麦捆码齐。当马车上垛满很高的麦捆，用绳子固定好。车把式炸着响鞭，一匹驾辕子的黑骡子和两匹跑梢子的枣红马，蹄声嗒嗒，在大路上飞奔。

傍晚，西天燃烧起火烧云。 我和小范站在高高的麦捆中间，挥动着双手，向麦田里的人打招呼。虽然累，但很快活。

晚上回到家，母亲从腌菜的坛子里掏出两个咸鸡蛋，煮上。又蒸了一锅平时吃不上的花卷子。算是我们娘俩对自己劳累一天的犒劳。

如今，母亲已去世半年。当我看到麦田里忙碌的收割机，又想起当年与母亲度过的那个麦季子，在老家经历过的点点滴滴，感到十分温馨而难忘。

哦，母亲。

儿子写完这篇文章时，天上冷冷的月光照进床前，一轮弯月看久了好似一汪深潭。

母亲。

今年的麦子又是一个丰收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