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颖
戴蒙德在新几内亚考察期间，当地人亚力问他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白人创造出这么多货物，再运来这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过什么名堂？”在戴蒙德看来，“亚力之问”上升到理论层面就是人类思考很久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是什么导致了当今在不同民族间的发展差异？为什么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显现出当今的格局？这是人类发展的灵魂之问。由此引起戴蒙德的久久思考和深入研究。在时隔二十多年之后的1997年，他终于完成了《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厚达600页的专著，对“亚力之问”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该书甫一出版，好评如潮，并于次年分别获得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成为迄今不衰的长销书。这固然因其阐述和回答的是人类对自身的关切，引发了读书界的长久共振；也因其眼光宏大而又落点精准，材料广博而又文笔流畅、引人入胜。
概要地说，戴蒙德分析与研究的方法是独特的。方法论上，他区分并阐述了社会发展的“近因”和“终极因”。所以，理解其“近因”“终极因”及其逻辑关系是得以窥其要旨的不二法门。枪炮、钢铁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族群竞争的重要力量，病菌的作用及影响也不可轻视。研究表明，在现代医学兴起之前，病菌带来的流行病比枪炮刀剑更为恐怖，是人类最可怕的杀手，也是塑造历史的关键因素。流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夺走了2000万人的生命；在1346—1352年暴发的黑死病造成欧洲四分之一人口死亡。即使在现代医学发达的今天，新冠病毒也夺走了全球600万人的性命，而这一灾难还没有结束。尽管如此，在戴蒙德看来：“技术、病菌、组织、文字”等这几个直接因素，虽然带来了社会发展的优势，但是，它们并非是“终极因”。他认为，继续追溯可以发现“食物生产及社会间的竞争与兼并”都是“终极因”。征服异族的各种近因（病菌、文字、技术、政治组织等）都是从终极因发展而来的”。为什么食物生产就是“终极因”？戴蒙德指出，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在大部分时间里靠狩猎、采集来的食物维持生存和繁衍，到距今约11000年时才开始转向作物栽培、动物养殖的食物生产。食物生产有优势的民族，显然会带来更快的人口增长，更高的人口密度。由此产生三个方面的主要影响：其一，发明者基础大，技术进步快；其二，推动社会分工，促进社会分级，形成复杂而更大的社会组织，以致形成国家；其三，既易病菌的产生（动物养殖）和较大规模传播，也因人口较多而生存率高，获得抗病的免疫基因的机率也高。历史和实证都表明，具有良好的食物生产条件，包括资源禀赋、技术传播条件的关键是地理环境。比如，欧亚大陆的气候与交通条件好于非洲、美洲大陆，有利于食物生产以及食物生产技术的传播，所以其发展就快于、优于非洲与美洲。于是戴蒙德得出了自己的核心结论，回答了“亚力之问”，即：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换言之，是各大陆地理环境的差异最终导致了现代世界各个民族间巨大的发展差异。
尽管戴蒙德不认为自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也声称为历史中的行动者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留下了空间。但是，从戴蒙德阐述、论证人类社会发展的因果链及其核心结论，都明显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于不同文明发展轨迹的决定性作用。可以说戴蒙德对环境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源于“环境决定论”的观点。这也是读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北大历史学教授高毅先生就评价道：“这本书把一些东方民族的落后归因于地理环境，是对西方阴魂不散的种族主义谬论的强力冲击。”
“环境决定论”由来已久。它最初由法国地理学家拉采尔在19世纪末发表的《人类地理学》中提出。他认为：“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其活动和发展受到地理环境的支配。”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戴蒙德的贡献就是用宏大的历史叙事，丰富的实证材料（包括遗传学，分子生物学，流行病学以及语言学等），以及严密的逻辑论证，丰富和论证了环境对人类发展的决定作用，大大深化了人类对自身发展的认知。但是，从整体上说，“环境决定论”是不能覆盖人类发展的轨迹，也不能全面、科学地阐明人类发展的历史。回顾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地理环境的关系，是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而变化，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就距今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而言，人类制造工具的能力原始，工具简陋，效能低下，人类的生存依附于自然环境。人类进入青铜、铁器时代以后，制造工具能力逐渐增强，工具效能逐渐提升，适应甚而改造自然能力逐渐增大，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就逐渐由被动的依附到主动的利用和改造。英国著名艺术史学家、大英博物馆曾任馆长尼尔·麦格雷戈，在他主编的《大英博物馆·世界历史》里也指出：“在大约11000年前，全球气温上升，人们逐渐从狩猎与采集转向族群为基础的更稳定的生活方式，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之前，人类只是平衡的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微小的部分，现在则开始想要改造环境、控制自然。”同时，人类发展的历史也证明，在同一地理环境下，无论是一地或是一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族群、民族的主动选择和制度设计对其发展都是重要的、关键的。我国十三、四世纪就开始较大规模的航海活动，独步于世界，但由于明、清两代的极端海禁，自我封闭，海上贸易日渐萎缩，并使我们错失了十五世纪航海大发现带来的发展机遇。鲁迅先生曾感叹道：“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防，中国却用它做炮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电的利弊》）虽然辛辣，但很深刻。无独有偶，戴蒙德在书中也指出在 17世纪初，日本的枪支制造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世界第一。但是，玩刀的武士阶层不屑于枪支弹药（有损武德吧），武士阶层控制的政府限制枪支生产，致使日本的枪支制造衰落。耍刀的必败于玩枪的，落后就要挨打。1853年美国舰队以舰炮粉碎了日本孤立自保的美梦，促其门户开放，走向维新。
即便如此，《枪炮、病菌和钢铁》也不失一本难得的好书。它宏大的视角、丰富的资料、清晰的分析、深刻的思考，以及流畅通俗的语言，都会使人爱不释手，并跟随作者对人类发展的差异性、多样性而一探究竟。顺便说一句，戴蒙德是一位学术权威，也是一位策划营销的高手。其书名：《枪炮、病菌与钢铁》很是博人眼球。倘若假以其他书名，又该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