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敏

听父亲说，奶奶去世时，他没有见到最后一面，爷爷去世时，也未能见到最后一面。

多年之前的相见，就成了最后一面。

那时全国还没有解放，爸戎马倥偬，三过家门而不入，捎信说等战事消停，他就回老家种地。

战尘飞扬中，越走越远，基本上是见字如面。

后来一直没能回家种地，走走停停的，就留在了千里之外。一处僻壤，安一个穷家，置一份简业，后来有了我们兄妹。

我们是没有见过爷爷奶奶的孩子，没有第一面也没有最后一面。

多年之后回老家，我是在老屋墙上的一幅碳素人像上认识爷爷奶奶的。

在外干革命的那一代人，大约都有相同的离别方式和结局。

再后来，家族枝叶渐黄渐落，爸总是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人。那个时候，一封家信路上要走八九天。回到老家看到的，只能是一抔黄土一座孤坟。许多至亲，都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记得姥爷去世的消息抵达时，已经烧过头七了。

妈去了乡下开展什么工作。爸看到信后，告诉我们，等妈下乡回来了，一定要让她洗好澡吃好饭再告诉她。

那天的情景犹如昨日：妈的眼泪打在信纸上，我们兄妹在妈的抽泣声中不知所措地大眼瞪小眼。

从那之后，妈经常怀念她与姥爷的最后一面，她坐在炕上盘缝布衣上的琵琶扣，听穿着长衫的姥爷捧着线装书，给她讲古。

回老家绿皮子火车加汽车马车，路上要走两天两夜，在老家乡土上主政的二舅在信中强调，爹已入土为安，一切安排妥当，千万不要再折腾回来了。

妈剪了一块白布，包缝在一双布鞋上，黯然的哀戚覆盖了多年。

后来回老家，听姥姥说：那天早晨，姥爷砍完老秋的刺槐条子，一车车推回来，堆在院墙边，就上了炕。姥姥在外间的灶台上一边盛饭一边和他对话，等到端饭进来，姥爷就歪着头，侧倒在炕上了。

文革后期，我们迁回老家，住在离姥姥十多里的镇上，妈得以常常去走亲戚，也教我和妹像当地人一样，篮子里装了好物，盖着毛巾，走山路，去敲姥姥的门。

姥姥八十多岁还在自给自足劳动度日，有一年在院子里滑倒，摔成骨折，开始卧床。妈不时地赶回去帮着四姨照顾她。擦洗，换药，喂饭，妈说，唉，风烛残年，姥姥每天都可能是最后一面。

姥姥去世之后七八天的样子，我在大学校园里接到妈的信，说最后几天，她和四姨一直在守着，让我不要难过，姥姥是在关爱中离世的。

寒风凛冽，我拿着信在校外走了一圈又一圈。

我考上大学的那年，妈把姥姥接到家里住。到了陌生的环境，姥姥不习惯，想她的家，整天盘腿坐在炕头朝窗外看。

夕照透过窗玻璃，打在姥姥凸出的额头上。为排遣她的寂寞，我和妹妹排着队，在土炕下那块逼仄的地上，跳刚刚学会的舞蹈《北风吹》给她看，她撇着缺牙的嘴批评说：哝！这么大的闺女子，劈腿亮胯的！

这成了我见姥姥的最后一面。

2008年5月，我和妹带妈最后一次回老家（那时候并不知道是妈最后一次）给姥姥姥爷上坟，当火光照亮在岁月中即将湮灭的记忆，那些与亲人的最后一面，穿过沧桑岁月，一一涌到坟前。

古人江淹说：别虽一绪，事乃万族。

江淹几乎写尽了人间多类型的离情别绪，但却没有直接触碰到生死之别这根高压线，也许是这种大别不同于割慈忍爱，离邦去里；也许是因为，永别就是一次小别的延长线，偶有谋面，也有可能就是最后一面。

母亲去世半个月前，下楼送我去车站。出租车拐了弯，她还站在那里朝我挥着手，说：走吧走吧！

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是把他从重症监护室推出来，租车几百里回到老宅，气息将尽的那一刻，老年痴呆多年的父亲，睁开双眼，清醒地看了看他面前的孩子们，眼泪涌上来。

最后一面，有时是音貌生动，有时已是亡人。有时是迭宕多病的终结，有时却是意外先于明天。

为谋至亲最后一面，即便关山难越，也要策马扬鞭。有时紧赶慢赶，拉住了最后的那只手，有时却只看到一束白花，一串纸钱。

再见有时是从此不见，挥手也许是转身百年。

到了这个年纪上，隔三岔五，就有亲朋熟人离世的消息，天灾人祸趁火打劫，不论英年与暮时，病与死成了一个绕不过的话题。

一位朋友，今年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还互发微信拜年，大年初一，就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最后一面，是几个月前，他眉飞色舞地讲述怎样在大报上发表了疫情期间高铁上人迹廖廖的图片新闻。

另一位熟人，不久前在菜市场上相遇寒暄，不日噩耗传来，他隔着熙攘人群挥手的姿势，就成了最后一面的一个手势。

至今，我还记得小学一个同桌，姓周，二年级那年，走了。那个时候我们尚不知道什么叫心脏病，只知道第二天是清明节，我们排队去烈士陵园扫墓，他没有来，老师说他再也不会来了，我记住了他头天说的话，说他明天会送给我一块桔色的橡皮。

从此，每到清明，总会有一块桔色的橡皮，在我眼前通透着，像是周同学没有血色的手，那手平时写字时总会颤抖，仿佛清明雨中抖动的一只白色的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