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冬梅

1994年当兵离开故乡小城淮北，那年我18岁。和母亲联系的唯一方式，只有书信。一般一两个星期总能收到一封家书，信里写满了叮嘱和挂念。每每看到最后，都会看到母亲用白纸包叠的一张崭新的10元钱。母亲说，去买点好吃的。当时，部队的津贴是32元。我每次都把10元新币舒展平整后，小心翼翼地放进日记本里。

后来，隔壁邻居家安装了电话。热情的商老师第一时间就把号码给了母亲，方便我联系。那时，邮局话费1.2元/分钟，门口小店2元/分钟。每到周末，我就会走半个小时的路程，到邮局打电话。“梅子来电话了！沈医生，快点来接电话！”商老师敲开我家的门。电话那头，清晰地听到母亲急促的脚步声；电话这头，我一边看着手表秒数飞过，一边给母亲拣重点的说。母亲说，听到我的声音，一切平安，她就心满意足了。没说几分钟就催促我挂电话，她怕我花太多话费。以后，母亲寄来的10元新币我都用来打电话，为给彼此心安。

1996年，我考上了军校。一天，收到母亲的来信，信上说，家里花了2500元，安装了一部电话机。我开心极了，家里终于有电话了！后来才知道为了装电话，母亲省吃俭用，攒了半年的工资。军校里有好几处IC卡的电话机，可以买一张20元或30元的IC卡打电话。每到下课的时候，打电话的学生很多，有时要排上半天。那天，当我被学校批准为预备党员时，我激动地飞奔到电话亭，想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却发现电话亭里有个女孩，10分钟、20分钟，她聊得开心，我急得上火。上课铃响了，我郁闷地离去，只能写信给母亲。从此，周末外出时，我都会乘1个小时公交车到市中心邮局，那里人少，不用排队。母亲也是等一个星期，只为了那几分钟的电话叮嘱。当时，我就想，要能随时随地能联系母亲，那该有多好呀。

再后来，我毕业留校，拥有了第一部数字BP机。BP机就是寻呼机，对方打电话给寻呼台留言，然后寻呼台向BP机发送联系号码，以便互相联系。我对母亲说，想我的时候，可以呼我。每天，我都会看一下BP机，但它都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呼我，她说，部队带兵都很忙，整天训练，怕影响我的工作，只是默默地等着我的来电。

移动时代快速地到来，手机成为了BP机的“终极杀手”。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不可阻挡的规律。一夜之间，每个人手上都有一部手机。随着通讯网络不断发展，移动、电信网络包月不限流量，话费全免。手机也被换个不停，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苹果、华为。微信从取代短信到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电话、语音、视频随时随处联系。

一晃，远离家乡20多年，母亲也75岁了。记得她第一次用手机给我打电话，快乐地像个孩子。“梅子，你能听到吗？声音清楚吗？你爸给我买了一个手机，以后，你有空就联系我……”从那以后，母亲一直用一部“老人机”。我几次提出要帮她换智能手机时，她说，那个功能多，她看不见，也不会用，“老人机”接接电话，听听我的声音，一切安好，就够了。

岁月流逝，世间万物，瞬息万变，唯一不变的，只是母亲深深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