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晶晶

那辆跟了父亲大半辈子的金狮牌自行车，终于“光荣退休”了。

散架的铃铛、斑驳的车架、锈蚀的链条……饱受岁月洗礼的它，早已看不清原先模样，静静地躺在杂物间的角落，落满积尘。

母亲说，一堆废铁占地方，卖了吧。父亲半天不语，却把自行车推到院子里，打来一盆水，仔细擦拭起来。看这样子，母亲便不再提。我知道，父亲舍不得。我也舍不得。

1974年春天，原淮北矿务局招工，高中毕业在家务农的父亲进矿干了一名采煤工。那时候，采煤队文化人少，单位领导一心想培养这个“知识分子”。可年轻气盛的父亲有着自己的理想，从未放弃学习。一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走出掌子面，考进安徽师范大学淮北分校（现淮北师范大学前身），实现了人生梦想。再后来，毕业分配到矿上当了一名中学老师。

我记事的时候，母亲在乡下带着我和妹妹生活，父亲在几十里外的煤矿教书。家里祖辈都没上过学，走出了个识文断字的“教书先生”，父亲成为家族人的骄傲。村里人都说，父亲是“茅草屋里长出的笋”。

每逢周末，父亲才能步行几十里地回家和我们团聚。母亲心疼父亲的奔波，一直想给他买辆自行车。上世纪80年代初，自行车是奢侈品，凭票供应。父亲那时的工资加上母亲在村里窑厂当会计的收入，一个月也就72元。母亲省吃俭用，大半年攒了170元钱，四处托人才求得一张票，给父亲买了这辆自行车。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吃上一顿肉就像过年，新衣服也只有过年才能添一件。所以，拥有一辆自行车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父亲对这辆自行车视若珍宝。印象中，父亲一有时间就拿抹布仔细地擦拭，或给链条上油，或给车胎打气。爱琢磨的父亲还学会了自己修车，自行车总是被父亲拾掇得锃亮，像新的一样。之后，每到周末，母亲就带着我和妹妹在村头的大槐树下等父亲。每每这时，成了我童年里最美丽、幸福的时光。我期待父亲大老远摇车铃铛的声音，更期待父亲从手提包里变出的糖果和点心。

我5岁那年，父亲说，大妮该读书了，与母亲商量后就把我带在了身边。至此，我与煤矿结下不解之缘。后来的周末，父亲会骑着自行车带我回乡下。坐在父亲亲手焊的儿童前座里，被他温暖的双臂环绕着，常常感觉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一路上，父亲给我讲故事、教我背唐诗，我也叽叽喳喳地与父亲说个不停。坑坑洼洼的路面很是颠簸，我问父亲为什么耳边总有呼呼的风声，父亲说，因为我们在和风赛跑，还故意蹬得快了些。三个多小时的路程洒满了父亲爽朗的笑声，风都是甜的。

妹妹到了上学的年纪时，弟弟也出生了，举家搬到矿上，告别了故乡，父亲和母亲才不再两地分居。我坐自行车的机会也少了许多。

我10岁那年夏天，下了一场暴雨，工房楼道的积水几天都没下去。我和小伙伴在蹚水玩时被扎了脚，伤口有十几厘米，很深。看着脚边的积水慢慢变成红色，我吓得忘记了哭，也忘记了疼。闻讯赶来的父亲一脸焦急，赶忙用自行车把我推到医院，缝了好几针，看着厚厚的绷带，父亲直皱眉头。那段时间，都是父亲用自行车接送我上下学。我那时已经不用坐儿童车座了，父亲却还像个大力士一样，单手把我抱上自行车前杠，叮嘱我坐稳了，然后蹬得耳边风呼呼作响，我竟然觉得扎伤了脚也很幸福。外出求学的那几年，我时常想家，还总梦到这一幕。

后来，我也分配到父亲教书的煤矿上班。2012年，我生了一场病，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爱人工作忙，父亲便开始每天骑车接送我上下班。其实当时距离单位步行也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父亲却一再坚持，我当然拗不过父亲。同事们都很羡慕我而立之年，父亲还疼我似个孩子。父亲总是先把车停稳，回头看着我坐好。那时，父亲的头发已经开始花白，车子蹬得也不再飞快。自行车后座的我，脑海里总浮现出朱自清笔下的《背影》，内心五味杂陈。

有人说，你跑得有多远，父亲的牵挂就有多长。在我心中，父亲永远是那个需要用最漫长的时光阅读的人。前几年，我工作的煤矿因资源枯竭关井退出，调到了离家七八里外的另一座煤矿。因路程不远，我每天骑车上下班，还常与父亲分享沿途的风景和骑行的快乐。有一天，母亲对我说：“除了在外上学那几年你没离开过家，刚调到新单位，你爸不放心，头一个星期都是远远骑车跟着你，看你到单位才回来的。你是不是有一回避让三轮车摔了一跤？你爸回来念叨了许久。”父亲嘿嘿地笑着看我，并不说话。我突然记起父亲后来新买一辆变速自行车时说过一句话：“这车好是好，就是不能带人。”母亲话音未落，我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院子里，父亲还在仔细地擦拭着他的自行车，把我的回忆也擦拭得愈发清晰。这物件就跟人一样，老了也会生出许多温柔的褶皱。这褶皱，是厚重如山悠悠父爱的一种载体，藏满了父亲和我温暖的点点滴滴。

于是，我也拿起一块抹布，与父亲一起慢慢擦拭起来。父亲抬头望着我，四目相视，那一刻，我读懂了岁月，也读懂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