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敏辉

（一）

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学者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说：“文明之发生，莫要于河流。中国者，富于河流之名国也。”纵观世界历史，不难发现古埃及、古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在适合农业耕作的大河流域诞生的。从我国古代城市发展史看，大部分是沿江湖河道发育壮大起来，且大多数相辅相成，彼此成就，相得益彰，很少有著名城市与河流无缘，也很难想象一座城市离得开淡水佑助而能繁盛兴旺。

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有句名言：“水是万物之源”。可见水是滋润万物的源泉，也是孕育生命的灵魂。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说：“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不过，浩荡江河，奔涌向前，并不一定就会孕育文化，它完全可以是生机盎然与文化荒蛮同在，而“水与文化，才是历史的必然主题”。如果说，中华文明随大江大河流动牵引而绵延不绝，那么“从水的角度思考中国历史，无疑是抓住了中国文化的一条根脉”，更何况水运连着国运，更连着千家万户，“一部泱泱大国的治国史，也是一部百折不挠的治水史”。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且向海洋倾斜，自古就有“世间无水不朝东”“一江清水向东流”之说，如长江、黄河、淮河等莫不如此，而畅通南北的浩浩长河则极为少见，甚至可说是几乎没有。为此，勤劳智慧的中华儿女通过开凿人工河道来加强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这当中最为著名、最有影响的，当属改变了中国城市的命运，有着“一河水，几世繁华”美誉的隋唐大运河，而这一条发挥了“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重要作用的交通大动脉，无疑是“超越‘上苍之手’重构中华山河及交通体系的伟大创造性所在”，更是“确保中华文明持续发展未曾断裂的重要支撑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们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一些地方几度繁华、几度衰落。历史上很多兴和衰都是连着发生的。要想国泰民安、岁稔年丰，必须善于治水。”古往今来，人类逐水而居，文明伴水而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发展史也是一部治水史，从治水方略的实践及其历史性成就，都可看出中国古人与水和谐共生的独特智慧。这正如终生注目中国的剑桥学者李约瑟所说：“中国水利工程的事迹，足够写成一篇史诗。”

（二）

或许鲜为人知的是，世界上被称作“大运河”的河有很多：在“水城”威尼斯，3.8公里的“大运河”连接城市与泻湖；在“翡翠岛国”爱尔兰，“大运河”从香浓河直通首都都柏林；在“浪漫之国”法国，阿尔萨斯“大运河”是莱茵河上的明珠……然而被全世界公认、不需要贴上其他标签的、真正的“大运河”，其实在世界的东方，也就是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古老国度——中国。

众所周知，有着“世界第一运河”之称的中国大运河（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组成，以下简称“大运河”）是中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缩影，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作为北接陆上丝绸之路、南连海上丝绸之路的大运河，主要包括两大人工水系——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倘若把前者比喻为弓臂（北京—洛阳—杭州）的话，那后者就犹如弓弦（北京—杭州）一般，二者共同射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箭；肇始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代，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举世闻名的“一字型”京杭大运河其实是在隋唐大运河“人字型”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被称作“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观”的隋唐大运河，形成了“三点”（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四段”（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五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基本格局，并像母亲一样滋养和哺育着两岸城市和人民；作为中华帝国最鼎盛时期交通大动脉，通济渠（又称汴河、汴水、汴渠）开凿时间最早，且无论从规模、长度还是地理位置上讲，在整个隋唐大运河系统中都占据命脉地位；大运河安徽段（又称“安徽大运河”）作为隋唐大运河通济渠重要河段之一，遗存遗址价值重大，主要流经淮北市濉溪县，宿州市埇桥区、灵璧县、泗县，全长约180公里，其中有水河段约47公里，地下河道遗址约133公里。

有学者指出，作为“中国古代伟大工程之一”的大运河，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成一个统一的水运网，“是中国历史上南粮北运、商旅交通、军资调配、水利灌溉等用途的生命线，也是贯穿南北流动的血脉”；以大运河为代表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先民筚路蓝缕、艰苦卓绝奋斗发展的生动记录，展现了中国人特有的韧性、耐心和定力，更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标识”；大运河作为工程遗产的本质是人、环境和技术这三大要素的系统集成过程及其产物，是适应社会和自然变化而不断进行更新改造的动态性工程，是解决水与人、水与水、水与地理环境关联问题的系统性工程，这“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大运河精神“在认识论层次主要表现为务实精神和功利精神，在社会关系层次主要表现为协作精神和创新精神，在价值观层次主要表现为自强不息精神和革故鼎新精神”，蕴含着“道法自然的智慧、百折不挠的斗志、创新包容的气度和汇通天下的理想”，上述观点实为不刊之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水利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国家领土的统一，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可见大运河是中国古人与自然相互顺应、相互改造、相互成就的产物，“是基于运河水利水运工程形成的伟大的文明之河，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综合发展带，是人类史上独特的现象和景观”，已成为绵延至今、赓续不辍的一条重要文化根脉；大运河文化是“在顺天法地、天人相合的过程中逐步孕育出来的，灌注着无数先人的智慧与血汗”，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伟大创造，它既是历史遗产、文化积淀，也是社会现象、流动历史。

需要说明的是，大运河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新型文化线路遗产和活态遗产，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把它的特性归纳为六个方面：“1.大运河是一项文化要素和自然要素共同构成的混合遗产；2.它是静态与动态共同构成的活态的文化遗产；3.它是由点、线、面共同构成的文化遗产的廊道；4.它是由古代遗址、近代史迹还有当代遗产共同构成的中国文化遗产；5.它反映了普通民众生产生活的工业遗产、乡土建筑等遗产；6.大运河包括物质与非物质共同构成的文化空间。”由此看来，大运河文化特指依托大运河而产生、发展、流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既涵盖了丰富的社会生产、生活内容，又蕴藏着传统和现代文化的深厚底蕴，包含着不可估量的自然和人文价值。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还从现代文化建设视野，对大运河文化价值做出了如下的总体认识：“第一，大运河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交通运输工程；第二，大运河是支撑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第三，大运河是多样文化共生、共通、共荣的空间廊道；第四，大运河是‘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的交汇纽带；第五，大运河是影响近代中国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最后，大运河是当代中国最宏大的国际文化‘名片’。”

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大运河开凿至今已有2500多年，它犹如流淌在中华大地上的史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奔涌不息的运河之水，则犹如汩汩流淌的大动脉，沟通南北，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当下，建设好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下同），让古老的大运河重获新生，既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是责无旁贷的时代重任。

（三）

都说中国古代人工运河开凿历史悠久，如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就命人开挖邗沟，此后一直到南北朝，各式各样人工河流应运而生、次第而来，几乎遍布全国，不过正如前文所说，对当时及后世社会发展功用甚巨、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隋唐大运河，特别是其中的通济渠，作为重要的交通纽带和经济命脉，与隋、唐、宋王朝的兴衰变迁休戚相关。虽然大运河安徽段早已成为故道遗迹，安徽大运河文化也与我们渐行渐远了，但毫无疑问，它仍是淮北、宿州这两座运河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根、精髓、魂魄，自然也是历史馈赠给皖北最具魅力、最有影响力，也是最为独特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毋庸置疑，“大运河安徽段承上启下、连贯东西，蕴含着中华民族悠远绵长的文化基因和安徽地域文化特质”，如果仅从文化旅游资源角度看，除了观赏价值大、对外吸引力强外，还有两点值得大书特书：

一、自身特色显

也许并不为人所共知，如同为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其实不是一回事，除了开凿时间前后不一、流经地域同中有异之外，它们的现状是大相径庭的。即便同为隋唐大运河，不同区段的命运也是迥然有别。著名文化学者舒乙指出：“有的河段并入了后来的京杭大运河，主要是一头一尾，如长江以南的江南运河和山东临清以北的永济渠的中北段，都在地表之上，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古邗沟和江南运河至今都呈现水量充足、运输繁忙的景象。有的河段则被废弃，主要是黄河以北的永济渠的上中段。……第三种情况是被埋入了地下。原因是黄河在历史上有若干次大的水患和河道迁移，大运河故道被黄沙淤泥埋在地下。这部分的长度也很长，大体在隋唐大运河下半段，即在河南和安徽境内。”

至于大运河安徽段，是名副其实的“深埋地下的辉煌”，其缘由可说是天灾人祸兼而有之。

一方面，由于通济渠取水于有“一石水，六斗泥”记载的黄河，大量泥沙沉积导致河床抬升，两岸大堤随之不断加高，逐渐形成“地上悬河”，正所谓“汴水浊流”之说；加之“北宋一代，黄河泛滥最为频繁，167年间，泛滥的年份就达67年之多，为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黄河肆虐浸入汴河，加剧了河道淤塞。

另一个方面，“靖康之难”后的建炎二年，宋高宗为了阻遏金兵大举南侵，采取“以水代兵”战法，命令东京留守使杜充故意决开黄河大堤，让犹如脱缰野马的黄河水沿汴河东南袭来，泥沙在河道逐年沉积，久而久之，河床越来越高；特别是南宋建都临安，国家政治中心转移，伴随着漕运终结，对河道疏浚维护也告停止，最终导致汴河在元代泰定年间湮废。

现如今，大运河安徽段在地表上已看不到昔日的千帆百舸盛景，更听不到纤夫那嘹亮优美的号子声，只能靠考古挖掘来证明它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还曾盛极一时，不过相对于其他省市大运河而言，还是别开生面、与众不同的。

其一，具有典型性。如1999年柳孜隋唐大运河码头遗址（按：2012年改称运河桥梁遗址）的考古发掘，以及入选当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并随后被公布为第五批“国保”单位，使它成为大运河遗址的典型代表，特别是“柳孜运河遗址发掘的一批重要遗迹遗物，为了解、研究运河的形成、使用、淤塞、废弃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有力地证明了隋、唐、宋三个朝代期间，大运河通济渠段的流经路线、航运方式、货物运输等重要历史事实” 。

其二，具有学术性。且不说“柳孜遗址为运河考古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从哪里找，如何找，它都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方法，这是学术界公认的”，就以通济渠泗县段来说，“泗县境内的大运河故道全程28.1公里，特别是泗县县城以东5.8公里的河段，基本上保持着原貌，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的唯一活态遗址，研究价值很高，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堪称举世无双。

其三，具有丰富性。除了驰名中外的柳孜运河遗址、通济渠泗县段之外，其实还有“埇桥遗址、宋代码头遗址等水工遗存，第城驿遗址、唐槐、朱桥古槐等附属遗存，张氏园亭遗址、花石纲遗址等相关遗存”，是承载着大运河安徽段美好记忆和如歌岁月的痕迹，现在还犹如珍珠般镶嵌在运河故道周边的村镇田野中。

二、文化品位高

都说大运河与万里长城一样举世闻名，堪称中华古代文明瑰宝中的双子星座，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然而，长城是凝固的历史，运河是流动的文化，“运河的实质意义比长城还要重要，发挥的作用还要大”，因为“从地理的角度来看，长城始终在外围，而大运河深入中国文化的腹地，沿着大运河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的文化，它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区”，可见大运河是中华传统文化绵延千年的纽带。目前大运河安徽段河道多埋藏于地下，且遗产点多而分散，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大运河赋存状况的认知，但它“作为皖北地区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蕴含着深厚精神内涵，承载着丰富时代价值，是皖北地区核心文化品牌之一”。

一是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历史长河，桨声和渔火。当下大运河安徽段无疑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盛宴，它融汇了南方的精致、和谐、典雅与北方的粗犷、豪放、仗义，集聚了中国南北各地的特色物产、饮食服饰、风情民俗。如那充满乡韵的淮北花鼓戏，用优美的唱腔、灵活多变的身段，表演着悲喜人生；高亢激昂的淮北大鼓，说唱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一个个民间传说，从古到今代代口口相传，无不凝结着人们对故土家园的乡愁记忆和感情认同，是时至今日仍在影响着沿线居民日常生产生活的重要文化力量。

——大运河淮北段见证了通济渠从开凿、兴盛、衰败到湮没四个发展阶段，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遗址，承载了宝贵的城市文化记忆，“沿线文化遗存众多，两岸文化资源丰富，汉文化、酒文化、古乐文化、陶瓷文化、红色文化、雕塑文化等异彩纷呈，是中原文化高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广泛知晓度、美誉度、阐释度”。

——大运河宿州段同样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特别是泗县境内仍有约28千米的有水河道，“2006年以来，因为建设和申遗的需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地方文物单位对宿州境内汴河遗址进行过多次考古发掘，更加深入地了解汴河开凿、使用、废弃以及河道结构等情况，同时出土大量唐宋和金元时期的文物，成为中国大运河考古工作成果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二是蕴含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悠悠运河水，千载隋唐韵。虽然隋唐大运河是隋唐乃至北宋时期南北交通大动脉，赢得了“帝国生命线”的美誉，不过进入南宋后，却由于战乱频仍、黄水泛滥，以及疏于浚通维护等原因而逐渐淤塞废弃，现在基本上只留下故道遗址而成为“地下”的大运河。相比较而言，京杭大运河在山东省济宁市以南的部分，从元代至今还一直在使用着，因此号称“活着”的大运河，可说是“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那么仅从“可视性”角度来看，隋唐大运河确实不如京杭大运河。有人说京杭大运河是一条活着的运河文化遗产，而隋唐大运河就静静地深埋在地下，观赏性不强。不过，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在《关于隋唐大运河的历史价值与遗产保护的探讨》文中却指出：“关于文化遗产的‘可视性’问题，我以为隋唐大运河遗址与京杭大运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也是无法相比的。正如现代‘摩天大厦’与古代希腊神庙废墟，其‘可视性’各有特色。前者的欣赏，满足了人们的视觉要求；后者的参观，引起人们美好的遐想。隋唐大运河遗址的展示，像其他文化遗产中的古代遗址一样，其‘完整’中的‘不完整性’‘壮观’中的‘沧桑感’，正是它的科学‘魅力’所在。”

此外，在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中有这样一句话：“今天的运河沉静而平稳，让人难以想象历史上的惊心动魄，然而每一股细流都无声诉说着中国古人世代的勇气，决心、智慧与牺牲。” 尤其是通济渠自隋代开通，唐宋时期步入“高光时刻”，南宋以后逐渐走向衰败，曾经的辉煌已被人们所淡忘，这就给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留下了太多太厚重的文明密码，“如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动机，究竟是为了满足他个人一己之欲，还是出于国家经济和政治利益着想？又如开凿通济渠仅用171天，为什么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工？还如从‘地下’走出辉煌的通济渠，到底留下了哪些极为珍贵的文化宝藏？”“而最引人关注的则是千百年来关于通济渠流经路线的争议” 。

（四）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2019年5月9日、2021年8月8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先后向社会公开，大运河这个与万里长城比肩并立的人类文明工程由此站上新时代的舞台。

我们知道，大运河代表了工业革命前水利规划和土木工程所能达到的顶峰，是显示中国运河工程技术在17世纪前领先世界水平的标志性工程；隋唐大运河是以黄河为基干，向东南、东北作扇形张开，充分利用黄河南北自然地形的特点，使运河顺应地形，由高向低缓缓流去，“这种设计方案，既利用了黄河南北水流的自然趋势，又沟通了不同水系之间的水路交通，显示了我国运河工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原来主要利用自然河道，一跃而变成以人工开凿运河为主”。不过，由于大运河文化遗产具有大型、线性、活态的特点，且时空跨度大，结构复杂，类型多样，功能不一，“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本身就有较大难度和特殊性，加之部分沿线城市过度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等现象突出，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可持续性受到严重挑战”；大运河承载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依托于运河实体产生，并随着大运河的历史变迁而逐步形成发展、推陈出新”，具有流动性、区域性和融合性的特征，目前还存在着文化遗产价值研究不深入，挖掘不充分，以及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不足等问题；大运河安徽段遗产赋存现状，表现为“四多四少”，也就是“(1)埋藏于地下的多，流淌在地上的少；(2)未被揭开的历史谜团多，已经深入了解掌握的少；(3)能说爱听的故事多，好看可游的景观少；(4)原有发挥的功能多，现在仍起作用的少”。

我们认为，通过近些年来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及研究，对大运河安徽段的历史沿革与变迁、桥梁码头船只等建造技术、治水管河能力水平，以及制瓷业、商业发展及交流等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进一步加深了大运河安徽段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扩大中华文明影响力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

一是作为皖北“唯一”世界文化遗产，具有典型代表性，蕴含着深厚精神内涵，承载着丰富时代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传承和发展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政治格局，是全面展示中国形象、中国精神、文化自信的一张金名片。

二是记录了厚重、壮美和辉煌的历史文化，见证了安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为促进南北经济文化融合，巩固多民族国家统一，支撑隋唐宋封建王朝鼎盛繁荣，铸就华夏历史主体形态持续贡献了安徽力量。

三是历史悠久、人文荟萃，遗产类型丰富、价值内涵深厚，是贯通南北、承接东西的一条地下文化长廊，是“文化厚重的安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为中华文化的巨幅长卷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华章” 。

目前，作为“活着的、流动着的文化遗产”，大运河安徽段曾经“公家运漕”的辉煌景象早已看不到，但“私行商旅，轴舮相继”的历史痕迹仍有案可稽，这些流淌在逝去岁月里的记忆、承载了千年历史的沧桑与荣光，将让它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我们又认为，由于大运河安徽段大部分淹没于地下，运河故道和沿线拥有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下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背景下，规划建设好大运河文化带安徽段，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

一方面，借助安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契机，可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安徽大运河遗产保护传承利用长效机制，以“世界视野、中国高度、本土特色”为主旨，统筹协调多专业、多领域力量，精心打造运河文化带建设“安徽模式”。

另一方面，安徽大运河文化带是连接“一带一路”、中原城市群、长三角一体化和淮河生态经济带的重要纽带，它既是一条历史文化的传承带，也是一条现实文化的创新带，在锚定打造“三地一区”战略定位、建设“七个强省”奋斗目标，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尤其是在加快皖北全面振兴中，将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释放出更多更大的文化力量。

我们还认为，“推进大运河文化建设，保护是基础，传承是方向，利用是动能”，而只有“读懂大运河的文化含义，凝聚发展共识，推进价值共创，才能做好大运河这篇大文章，让古老的大运河向世界亮出‘金名片’”。因此，既要加强系统谋划，做好顶层设计，不仅把握和处理好当前和长远、整体和局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且能按步骤、抓重点、有成效推进，又要注重跨地区跨部门协调，加强与法律法规、制度规范的有效衔接，发挥文物和文化资源综合效应；还要通过建立健全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走出一条具有安徽特色、承载时代价值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之路。

为此，我们建议：

1.基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一项系统文化工程，涉及多个领域和区域，要以经世为旨趣，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提出一些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咨询报告和智库成果，从而推动大运河安徽段从文化遗产保护为主向文化带建设为主转变。

2.基于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三位一体”关系，要从顶层设计和具体操作两个层面进行探讨，进一步放大运河“世遗效应”，按照“运河为线，城镇为珠，串珠成链，以链带面，扩面促联”的思路，构建“一轴双核多点”空间格局，将大运河安徽段打造成古韵今风的璀璨文化带、水清岸绿的绿色生态带、精彩纷呈的缤纷旅游带。

3.基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绝不仅仅是文物保护，也不仅仅只是文化建设，它应该包括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四个方面，具体来说就是运河遗产保护与利用、运河文化挖掘传承与弘扬、运河生态环境建设和运河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等。因此大运河文化带安徽段建设，要积极构建政府投入和社会力量共同协作机制，一方面推动遗产保护、功能延续与现代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做到与时代结合、与市场结合、与百姓生活结合，进一步擦亮世界认可的国家文化符号，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

综上，如果说拥有“运河故里”“运河名城”美誉的淮北、宿州“兴于水运，败于战乱”，大运河文化的赓续灿烂源于运河的流动不息，更源于运河沿岸人民世代相守、南北交融的文化传统、生存智慧与艺术创造，那么“作为连接运河南北的中间段，大运河安徽段滋养了隋唐文化、楚汉文化、孝道文化、水工文化、漕运文化等多种多样的文化形态，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与增长潜力，为安徽省大运河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也将为运河沿线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