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郑云
淮北兼具淮海战役主战场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枢纽的双重身份，革命烽火与运河桨声构成其双重文化基因。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双重背景下，淮北历史人文为“五个认同”提供了地方性知识支撑，深刻揭示了认同从地方历史实践中生长、淬炼与升华的内在机理。
一、淮海战役与“五个认同”的政治生成
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决战。淮北作为主战场和总前委所在地，其历史实践为“五个认同”的政治生成提供了深层的地方性资源。从血火交织的家国同构，到民心向背的政党选择，再到革命胜利逻辑向建设道路的延续，淮北的历史人文呈现出“五个认同”从革命中生成、在建设中巩固的内在逻辑。
一是血与火中的家国同构。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牺牲最惨烈的战役之一，淮北人民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展现出高度自觉的家国担当。支前群众提出“倾家荡产也要支援淮海战役”的口号，“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好儿郎，送到部队上”的感人场面纷纷出现。这种“家国同构”的认同逻辑表明，伟大祖国认同并非抽象的政治宣示，而是根植于人民对自身生存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高度统一的切身体认。
二是民心向背的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认同的生成，在淮海战役中得到了最集中的验证。总前委驻濉溪县临涣，淮北一度成为淮海战役的最高决策中心和指挥中枢。从“支援前线”到“建设家园”，党的领导贯穿于淮北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这种从革命到建设的连续性实践，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认同在地方层面的完整叙事，深刻揭示了政党认同的生成机制：它不是外在宣传的结果，而是人民在切身利益获得感中形成的自觉政治选择。
三是革命建设的道路延续。淮海战役的胜利逻辑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历史呼应。淮海战役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方向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根本利益。这一胜利逻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实践中得到了延续与验证。淮北从“百里煤城”到“湖上美城”的转型实践，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资源型城市的具体样本。从革命年代“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到建设时期“将乌金奉献给国家”，再到新时代“从黑灰煤城到湖上美城”的绿色转型，淮北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的生成机制：它是内生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奋斗、共享发展成果的历史实践之中，而非外部灌输的抽象理念。
二、大运河文脉与“五个认同”的文化涵育
大运河淮北段地处“扼汴河咽喉，当南北要冲”，在通济渠中位居中枢。运河不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条连接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廊道，其在淮北的历史遗存，为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与精神滋养。
一是运河网络中的民族交往。柳孜运河遗址作为通济渠的重要码头，是运河促进民族交往的典型物证。遗址出土的陶瓷器涵盖南北多个著名窑口，北方青瓷与南方白瓷层层淤积于同一河道，深刻表明运河作为“民族走廊”，使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通过漕运、商贸、驻军等方式形成了持续的交往交流交融。隋唐时期，西部、北部众多民族在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中大量内迁，运河沿线城市成为各民族汇聚交融的重要场域。柳孜遗址正是这一历史进程在淮北大地上的物质见证，为中华民族认同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二是运河文脉中的文化交融。淮北运河文化兼具中原农耕文明与江南商业文明的双重特质，其语言、饮食、民俗、信仰的融合构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地方缩影。临涣古镇的棒棒茶习俗“顺着大运河淌来”，茶梗本为下品，却在古泉水沏泡下形成独有味道，正是文化在交融中创生新质的生动写照。柳孜遗址出土瓷器上见有墨书诗文，南北窑口的工艺风格与审美趣味在运河沿岸汇聚碰撞，形成了超越地域的文化共识。这些文化遗存表明，中华文化认同并非对单一文化形态的确认，而是在多元文化交融中对“一体”的深刻体认。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运河文脉为政治认同提供了心理基础与情感纽带，使“五个认同”在历史文脉的滋养中获得持久而深沉的精神支撑。
三、淮北经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代价值
淮北“五个认同”的生成机制表明，认同的建构既依赖历史记忆的激活与文化文脉的涵育，也依赖现实交往实践的持续塑造。从红色资源的载体化运用，到运河文脉的教育化转化，再到城市转型成果的认同化表达，淮北正在探索一条“以资源涵育认同、以认同凝聚力量”的实践路径。
一是红色资源的认同教育功能。红色资源是“五个认同”教育中最具政治穿透力的载体。淮海战役纪念馆、总前委旧址等红色基地，不是静止的历史陈列，而是激活政治认同的“情感装置”。其教育功能的核心机制在于：通过历史场景的还原与情感共鸣的唤起，使参观者完成从“感知历史”到“内化精神”的转化。红色记忆的代际传递尤为关键，青少年在“信仰的力量”“人民的选择”等主题引导下理解“小推车”背后的民心逻辑时，“五个认同”便从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历史细节，政治认同在情感共鸣中完成初步建构。
二是运河文脉的认同涵育功能。如果说红色资源为认同提供了“刚性的政治锚点”，运河文脉则提供了“柔性的文化滋养”。柳孜运河遗址与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共同构成了运河文化认同教育的空间载体。其独特价值在于，运河文脉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宏大叙事转化为可感可触的地方性体验，青少年在遗址前感受千年舟楫往来的盛景时，中华文化认同便在体验中自然生成。运河文化带建设则将认同教育从课堂拓展到城市空间，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不仅依靠课堂教学的“灌输”，更获得文化空间的“浸润”。
三是城市转型的认同凝聚功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建设者在矿区社区中共同劳动、比邻而居、互通婚姻，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微观层面的生动现场。从“黑灰煤城”到“湖上美城”，淮北的生态转型不仅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更是一次道路认同的集体重塑。当一个曾经“因煤而困”的城市用实践证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道路认同便不再是理论命题，而成为可感知的生活体验。生态转型由此成为“五个认同”中最具说服力的“实践论据”，它使人民在“家园变美”的切身感受中，形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层认同。
淮北“五个认同”生成于烽火与桨声的双重滋养：淮海战役铸就政党与祖国认同，运河文脉涵育民族与文化认同，城市转型凝结道路认同。三者刚柔相济，揭示出“五个认同”是历史、人民与实践的选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需宏大叙事引领，也需地方性知识深耕。
（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作者简介：陈郑云，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淮北师范大学安徽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