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科学运用我国古代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他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安徽传统廉政文化源远流长，从春秋《管子》“廉维论”的创造，到西汉《淮南子》“不以奢为乐，不以廉为悲”的廉政观；从包拯秉公执法千古流芳，到吕本中“清、慎、勤”的中国最早“清官”理论；从明太祖朱元璋严刑峻法惩治贪墨，到清代张英让墙三尺不滥施权，安徽传统廉政文化呈现出内涵丰富、理论独创、人物杰出、行之有效的特点。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充分吸收借鉴安徽传统廉政文化的精华，对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实行廉政要加强价值观建设，营造廉德社会风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安徽传统廉政文化中加强全社会廉政价值观建设的思想，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廉德社会风尚，提供了历史滋养。《管子》“廉维论”把“廉”视为国家赖以存立的四维之一，进而在全社会推广“廉”的价值观。对于君主而言，《管子》提出“礼义廉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也”的为政思路；对于大臣而言，《管子》提出“近君为拂，远君为辅，义以与交，廉以与处”的立身要求；对于民众而言，《管子》提出“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的安居前提。这一廉政建设思路被《淮南子》所继承，《淮南子》廉政理论也体现出君廉、吏廉与民廉的三重维度。其中，君廉是核心，《淮南子》提出，人主“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可见最高管理者在廉政建设中的核心表率作用。吏廉是关键，各级官吏担负着廉政政令的贯彻与执行，而百姓对一朝政治廉明与否的判断，主要源自对各级官吏特别是地方基层官吏廉政表现。正如朱元璋告诫官吏说：“代天理物者，君也。代君养民者，守令也。”民廉是廉政建设的基石，《淮南子》有云：“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可见民众对廉政的认可与追求，是国家廉政建设取得成效的基础。要在全社会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逐步铲除滋生贪腐的土壤，努力形成全社会联动的反腐倡廉的社会氛围。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倡廉不仅是政治任务，也是推进文化领域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举措，且后者更具有根本性。只有人民认同廉，倡导廉，反对贪，揭露贪，打一场反腐的人民战争，廉政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取得胜利。这其中最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能够以身作则，打铁还需自身硬。

（二）实行廉政要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法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安徽传统廉政文化中的法制思想与依法治国的内涵要求是相通的，可以为国家法治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管子》说：“故君法则主位安，臣法则货赂止，而民无奸。”意思是说人君守法，则社稷安定；臣子守法，则贿赂不行。通过强调法制，《管子》为廉政建设筑起一道保护墙。《淮南子》说：“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旨准绳也。”法律是管理者制定，而管理者更应自觉带头遵循法律。突出法制思想，是安徽传统廉政文化的精华之一。然而传统政治中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很容易突破廉政制度的束缚。明朝建国之初即建章立法，重典治贪，朱元璋在《大明律》的基础上加重科罪，将律外重刑的案例汇编成《大诰》。《大诰》共有236条目，其中惩治官吏枉法的就有150余条，法不可谓不严。但在专制政体之下，明朝中后期又是历史上吏治最腐败的时期之一，传统政治终究避不开腐败轮回的宿命。这也从反面警示我们贯彻法治思维、保持法制稳定性，要警惕各类特权思想左右下的特权行为对法律的突破与僭越，坚决把权力装在制度的笼子里。

（三）实行廉政要加强官德教育，做到德治法治并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官德是古代官员在为政时应遵守的行为准则与规范，具有自律性，引导官员自觉追求高尚的情操与气节，从灵魂深处约束官员勤廉从政。《管子》说：“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根源于道的德，促使人们公正无私品格的形成，有德后，方可授之国政。这样个人品格的德，就外化成从政之官德。不过《管子》德的培养是外向的，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通过外在约束来形成廉政品德。而培养官德，首要在于知俭。《管子》中“明主有六务四禁”，其中第一务就是“节俭”，管理者节俭，才能减少对下层民众的苛求，才能少扰民。俭以养廉，成为传统政治中反腐的首要官德要求。宋代政治思想家吕本中在其论著《官箴》中提出“清慎勤”的廉政新概念：“当官三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指出从政务必清正廉洁，为人切记审慎三思，办差始终勤勉尽职。吕氏围绕“清慎勤”三事辨析官员品格、行为、思想，构成了中国最早的清官理论。当前，汲取安徽传统廉政文化中官德教育的精华，把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法律与道德的相得益彰、法治与德治的相辅相成，能够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

（四）实行廉政要加强家风建设，推动社会风清气正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安徽传统廉政文化就包含着丰富的家风思想内容，如廉政家风的典型代表——包氏家风。包拯以自身的道德品质，树立了以“孝肃”为核心的家风家教，影响着包家数代人。包拯曾在他的奏章《求外任》中这样描述自己：“生于草茅，早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虽然包拯的祖父包世通在家务农，但他的父亲包令仪自幼刻苦读书，考中进士后曾任惠安知县。包拯从小耳濡目染，勤奋好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行为规范。因此，包拯良好品性与其家庭教育以及家风密不可分。包拯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仁宗实录·包拯附传》赞他：“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宦时”。包拯对后代要求十分严格，为了将廉俭之风传给后代，他将家风提炼成文字，“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这则家训是包家后代为官者行为规范的“底线”。在包拯良好家风的熏陶下，严格家训的要求下，包拯祖孙三代勤俭自律、守住清贫，并深受百姓的爱戴。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家风败坏往往是导致领导干部走向违法乱纪的重要原因。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传统家风家训的讲话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安徽历史廉吏的家风文化，在培育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良好家风，推动社会风清气正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

安徽传统廉政文化经历沧桑岁月，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需要大力挖掘和深入研究，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新时代，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安徽传统廉政文化发扬光大，为全面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