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华
书声，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社会走向文明最具标志性的声音，尤其在动荡不定的特殊年代，一阵清脆悦耳的读书声能让路人止步，让万物沉静，让混沌的世风为之一振。
明末清初，天空中依然翻滚着令人不安的阴云，相山脚下的一处房舍内却常常传出抑扬顿挫的读书声。读书人名叫任文石，读书之处有一个诗意的名字“藕花墅”。生逢乱世，任文石甘愿蛰居一隅，用书声表明自己的人生志向，用倾注于家乡历史文化研究的一腔热血，诠释一位古代文人最灼热、最朴素的情怀。
一
相山并非天下名山。位于黄淮平原东部的云龙山余脉，从徐州一路向西南蜿蜒，在临近今天的淮北市境内突然出现几座翠绿的山峰，像几匹骏马昂起高傲的头颅，这便是相山。相山所在地属于古九州之一徐州，上古时，商部落首领相土东迁，在此筑城，这便是相城在岁月长河中开始跋涉的起点。
任氏是相城的大姓。任文石的先祖“潞二公”明朝初年从山西迁居至相西渠沟。渠沟是淮河支流濉河的一条支流，也称曲沟，这里是相城通往西部的要冲。春秋时期，渠沟曾经上演宋共公会盟诸侯的历史大戏。“潞二公”侠义豪爽，乐于助人，曾出巨资修建路桥，布施乡里，为人称颂。任氏在相城繁衍生息，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枝叶与根系遍布相城。任文石出生时，已是“潞二公”第七代孙，任家为他取字伯介，号瑶房。
出身于大户之家的任文石，从小性格沉稳。他不喜欢外出交际游历，却爱上了闭门读书，早晚手不释卷。任家喜出望外，对这个天资聪慧的少年寄予了莫大的期望。为了让他专心读书，家人在住宅东建起一座专供他读书的书亭，名曰“夕佳亭”。“夕佳亭”的书声伴随着少年任文石一路成长。任文石好古文，尤其喜爱先秦诸子百家以及程颐、程颢和张载的理学。
1607年，刚满二十岁的任文石成了一名诸生，进入县学，享受官府的廪粮。他古文基础扎实，成绩出类拔萃，每次会试成绩都是名列前茅。此时，除了读书外，他还爱上了诗词歌赋，所写诗文文采斐然，一时名扬乡里。
任文石当然不满足已有的成就。二十三岁那年，他做出一个令家人颇为意外的决定，负笈南游，拜谒名家，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次南行，他先是到了丹徒，拜访了名士庄伯淳；随后又去南京，向钟惺、方应祥请教。钟惺，字伯敬，是万历进士，为“竟陵派”创始人之一，诗文倡导孤深幽峭，追求险僻。方应祥，字孟旋，号青峒，官至提督山东学政。钟、方二人是当时文坛翘楚，在江南一带名望中天。
钟、方二人并没有因为任文石是来自相城乡间的一位“草根”诗人而怠慢他，相反，他们对这位淳朴的年轻才俊十分赏识。方应祥看了任文石的诗文，很是欣赏，称赞他“才气浡积瑰伟，想其含吐挥设之际，思绪兴寄，云涌飙发”，并欣然为其诗集作序。
此次南游，任文石不仅开阔了视野，也领略了诗坛大家的风范，自己的诗文虽然受到了称赞，但与这些诗坛翘楚相比，无论立意还是文采都相差甚远。回到相城，他更加发奋读书。
三十八岁那年，任文石在相城东南选择了一块地，建起了草堂，又在房舍前开挖出两处池塘，种植莲藕，在池塘四周建起廊、桥、亭阁。据说，房舍的基础就是两汉时期桓谭的故居，他取名“藕花墅”。春夏时节，池内荷叶田田，莲花绰绰，香气四溢。任文石徜徉其间，手捧诗书，朗朗有声。“藕花墅”成了惬意的读书之所，他据此写下了优美的《藕花墅记》。
二
爱书藏书，是读书人的一种习性。任文石藏书如读书一样痴迷。相城地处乡野，远离都市，想得到一本书并非易事。每每遇到一本心爱之书，他便如获至宝。他以两汉时的哲学家桓谭为楷模，视藏书为人生一大乐趣。他考证了这位相城先贤曾经在家乡的藏书地点，并刻勒了一块两丈多高的石碑，上书“桓君山藏书处”，用以纪念。这块石碑至今仍然保存在淮北市隋唐运河博物馆，成为见证先贤藏书难得的实物。
明末清初，战事迭起。在这样动荡的年代，更是一书难求，尽管这样，任文石还是想方设法、不遗余力搜书藏书。他虽然钟情程朱理学，但对其他门类也颇感兴趣，经文典籍、方志家谱、卜医种植都在他收藏之列，家中的藏书一度达到七千余册。藏书之丰，方圆数里难觅二人。
藏书人最怕两件事，一怕战乱丢失，二怕火灾水害。家中藏书越来越多，任文石也渐渐犯起愁来。为了妥善保管这些视为珍宝的藏书，他在相山东麓开凿出一处山洞，用以专门藏书，并给山洞起了一个名字“秘霞洞”，又在洞外开辟了一块平坦的场地。这是一处幽静之所，洞外古树参天，林荫蔽日；洞内寂岑安静，别有洞天。一摞摞藏书整齐摆放在洞中，让他有猗顿之富的感觉，他称“秘霞洞”为“小酉洞”，甚至把它与汉代未央宫的天禄阁、石渠阁相媲美。小酉洞是秦朝楚人伏生为躲避秦始皇“焚书坑儒”，冒着杀身灭族的危险，携千余册书简逃到楚地沅陵藏身的山洞；“天禄阁”“石渠阁”是西汉丞相萧何主持建造的专门用以收藏秦朝图书典籍和皇家藏书的“图书馆”。任文石将自己藏书的山洞与历史上两处著名藏书处相比，足见他欣喜的程度。
自从开凿了“秘霞洞”，任文石经常来到这里，坐在洞前，赏一轮从山坞升起的明月，身边置一壶酒、一把琴、一卷书，秉烛诵读，陶醉于独特的归隐生活。
关于这一段经历，任文石在《秘霞洞记并铭》中有精彩的描述：“生平好积书，往往因乱失之。晚乃遁迹山中，凿洞以居，万卷自拥。云一坞，月一轮，酒一瓢，琴一弦，以此自终。”
秘霞洞内藏有多少卷册，后人无确切记载。据说所藏之书多为诸子百家之书，因此又被后人称为藏经洞。任文石以一位古代文人的情怀，寻觅一处可以读书、藏书、研学、遁世之所，并希望这些藏书会流传后世。可惜的是，这些藏书后来并没有逃脱火灾的宿命，因为流寇纵火，他的全部心血一夜之间化为灰烬。
三
北宋张载有句被世人广为传颂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提出了儒家最高的道德理想，也道出了读书人应有的使命。
任文石钟情理学，崇敬张载，对他的这句名言自然感悟深刻，虽然自己尚不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无力为万世开太平，但有一件事自己是可为的，那就是“为往圣继绝学”。
作为读书人，任文石一直关注着家乡的文化根脉和那些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往圣”，他把探寻家乡古城的文化渊源，寻找家乡先哲圣贤视为自己一生神圣的使命。
巍巍相山，松涛阵阵；悠悠古城，烟火不息。人们世世代代在此繁衍生息，然而这座山、这座城在历史的背影中并不清晰。小城虽然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没有一部完整的文化史，尤其是那些出生于斯，在历史上有建树、有影响的先贤，留下的仅仅是一些零散的奇闻轶事。
一个缺少文化根基的地方，也必定缺少温度、缺少灵魂。读书之余，任文石常常用忧郁的目光凝视着眼前这座山，以及依山而建的这座城。它们从何而来，岁月的长河中，它们又藏匿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相山不仅是一座山，也是相城文化的底气和根本。任文石从考察相山入手，开始寻觅开启相城文化根基的钥匙。
相山独特的地形地势吸引了相城最早的先人。在查阅大量典籍和搜集各种古老传说的基础上，任文石考证了相土建城的来龙去脉，并找到了最早的文献依据：早在商代，商汤十一世祖相土率领其部落驾驶着自己发明的马车，从商丘出发，一路风尘向东行进，路途中被葱茏叠翠的相山所吸引。他见此处山地高峻，不易受洪水侵害，于是便在这里夯土围城，聚落成邑，取名相国，并以此为国都。相城从此发文明之滥觞。经过考证，任文石发现《诗经·商颂》中有最早记录相土功绩的文字记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春秋，相城一度为宋国国都。宋第二十五代国君宋共公在位时为避水患，将都城从商丘迁至相城，这是相城在历史长河中一段辉煌的历史。宋共公之妻共姬是鲁宣公的女儿，鲁成公的妹妹。宋宫遭遇火灾，共姬守礼不出，最后被火活活烧死。相传，相山西麓一座古坟就是共姬的墓冢。经过考证，任文石确认墓主人正是宋共姬，于是带人重修了墓冢，并在墓前刻碑碣“千载同风”“韶颜烈节”用以赞美。共姬墓从此成为见证相城一段历史最重要的古迹，共姬也成为一位恪守儒家道义的烈女为后人传颂。
刘邦建立汉朝，相城因毗邻他的家乡沛县，置沛郡，相城为治所；东汉建武二十年六月，汉光武帝刘秀改封其子刘辅为沛王，沛郡改为沛国，相城为国都；魏、晋时期，相城是竹林七贤经常光顾的地点，嵇康、刘伶就出生在距此不到三十里的铚城；隋唐，这里是隋唐大运河的流经地，相城在史册上曾经有过流光溢彩的篇章。然而，从南宋至明清，因受战乱与洪水侵袭，相城与相山近于沉寂，历史影像中再难以看到它们的踪影。
相山古木参天，山谷中有一座古刹，香火旺盛，人称相山庙，它是相城文化和民俗传承的一个重要支点。古刹的香火吸引了众多善男信女，但人们对古刹的来历并不十分清楚。任文石通过仔细考证，确定了古刹在岁月里的印记：古刹建于晋太康五年，为沛国令郭卿所建，唐永徽元年重建，先后遭遇两次火灾。北宋神宗元丰八年，敕赐“显通庙”额。宣和五年，封崇惠侯。刘齐阜昌二年，加显济王。
“每当季春，籝香辇帛，走千里如鹜”。相山庙会百年袅绕不绝的香火，从此有了渊源与出处。
一座在历史长河中沉浮的古城，近乎湮灭的过往历史碎片，经过任文石捧读诗书的双手仔细梳理、缀辑缝合，终于形成一幅大体完整的历史文化图卷。历尽灾荒战乱仅余一片荒山野坡的古老相城，终于恢复了历史文化的记忆。
为了丰富这一历史文化图卷，任文石着手另一项更为艰难的文化探寻，挖掘相城历代“过往”的先贤。他懂得，一幅完整的历史文化图卷，先达圣贤不可或缺。
有一位历史人物对任文石影响很大，他就是明代开国功臣、丽江王傅友德。
傅友德出生相城，跟随朱元璋戎马一生，战功赫赫，被封为颍国公，因功高盖主，晚年遭朱元璋猜忌。傅友德最后的结局是被迫割下两个儿子的人头，献于朱元璋面前，然后含恨刎项自尽。
任文石最早读书的地方“夕佳亭”就靠近傅友德陵墓遗址。他看到这位开国元勋的墓园早已破烂不堪，曾经威风凛凛的石马也变得残缺不全，旁边杂草丛生，一片凄凉。
一代名将的陵墓落魄如此，令任文石十分感慨。他写下《夕佳亭歌》《石马行》，描述了傅友德陵墓的荒凉破败景象，也为这位同一朝代盖世英雄最后惨遭陷害鸣不平。
相山脚下，古往今来，有多少像傅友德这样的英烈、先贤被人们逐渐遗忘，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如今，在相城文化史册上，却难以寻觅到踪迹。
这是一座古城对过往先贤的不公，更是古城历史文化传承的一大缺憾。
任文石决心弥补这一缺憾，他要“为往圣继绝学”，做历代先贤的彰显者。
然而，要搜罗那些早已被人们遗忘的历代先贤并非易事。原因很简单，在岁月的长河中，过往先贤并没有留下明确的生平记载，有的人只是祖先口口相传的传说，一切只能靠自己在历史的缝隙中去挖掘、去考证。
任文石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凭借广博的阅读基础，在浩如烟海的史册中搜寻蛛丝马迹，另一方面亲身考察，跋山涉水，寻访樵夫道人，从民间传说中搜寻信息。经过不懈努力，他终于考证了一份先贤名单，这些人包括春秋宋国的乐喜、向戌，两汉的薛广德、桓谭、范迁、刘馥，六朝的刘弘、刘惔、刘琎、刘瓛，隋朝的刘显、刘臻，以及明朝的傅友德等。
这些彪炳史册的人物 ，过去很少有人注意他们都是相城的人文标识。用任文石的话说，“非好学深思之士，罕辨其为相人。”他们出生在相城，早年生活在相城，后来或处庙堂之高，成为国之栋梁；或主政一方，成为一方霸主；或修文注史，成为文化精英；或忠诚报国，成为开国元勋。尽管他们后来离开了相城这片土地，但他们沐浴过相山的风雨，在这块土地上留下过坚实的足迹。
面对先贤，任文石发出由衷的感慨：“维山降神，名哲代起。”他把这些历史名人的出现归结为山神的灵异，说明古老的相城也是一处人杰地灵之地。
这是一份相城先贤的集体名录，也是一座古城文化高度与底蕴的标签。
为了让先贤永远留在相城文化史册里，让后人永远铭记他们，任文石想到一个在当时最为现实、也是有效的办法，刻石题记，制作碑碣，为他们“树碑立传”。“伐云根以志歌哭”，任文石请来最好的石匠，刻勒了十二块石碑，将他们的生平事迹陈列于相山之巅。他又写下《立相城先贤遗迹数碑》碑文，感慨道：“沛相名郡邑，幻作云水乡。人世几代谢，古今都茫茫。有美二三子，旷世若相望。我生千载后，读史挹馀芳。聊借一片石，寄此悠悠肠。”
“聊借一片石，寄此悠悠肠。”以石刻碑碣，纪念先贤，让他们成为相城永恒的文化记忆，这是一位古代文人的大义之举，在动荡年代，其拯救文化的责任意识，更显难能可贵。
任文石还准备在相山祠西边建先正十五公祠和伯姬特祠，供后人敬祭。遗憾的是，他的这一志向未能实现。
任文石专注相城历史文化探索与整理，也影响着后辈。其子任柔节继承父志，接过父亲手稿，将其编入《宿州志稿》，而后作为相城乡的乡贤名宦载入《宿州志》，一代文化名人终于进入地方志书，从此，一份珍贵的相城历史名人的集体名录，得以传世。
四
读书入仕，谋取功名，是古代知识分子一条理想化的人生之路。任文石也曾经立下志存天下的鸿鹄之志。
任文石饱读诗书，称得上满腹经纶，但在考取功名上总是时运不济。1638年，五十二岁的他再一次以“经明行修”被选拔参加礼部进士会试。“经明行修”意思是通晓经学，品行端正。遗憾的是，这一次又未能擢第，只获得对落第者恩赐的一个雅称“乡贡进士”。次年，他被选赴扬州，后被授予扬州府儒学训导，这也是他一生入仕担任的最高职务。
明朝州府的儒学训导官从八品，严格说来是一份教职，并非州府在职官员，其身份相当于现在的大学讲师。此时，清军已经越过淮河，前锋的铁骑直抵南明小王朝。南明督抚史可法正血战扬州，与清军展开殊死较量。
扬州城外炮声隆隆，城内军民同仇敌忾，坚守城池。任文石也为抗清志士精神所感染。他针对时局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救时策》，呈现给扬州的守军。这份《救时策》不仅受到守城将领的重视，很多谏策被立即采纳，任文石也因此受到督抚史可法、潜帅王公咸的器重。史可法把他留在身边，安排他赈灾救济、检查兵械，并帮助动员民众，提振抗击清军的信心。任文石办事稳重，考虑事情细致周到，又饱读诗书，被大家公认为难得的干才。然而，史可法的长矛大刀最终还是没有抵挡住清军的铁骑大炮，不久扬州城被清军攻破。至此，任文石志存天下的梦想也彻底破灭。
扬州沦陷后，任文石决定离开这个纷攘之地，返回相城，但此时故乡正烽火连天，已无归途，他只好暂避高邮。在这里，他居住的地方名叫“藕花居”，正好与相山的“藕花墅”相合，也是一处幽静之所，可以静心读书。然而，任文石并无留意，等到时局稍有稳定，他便踏上了返乡的旅程。1648年夏天，六十一岁的任文石在外漂泊九年之后终于回到了家乡相城。
历尽风雨飘摇，生死磨难，晚年的任文石回到家乡后彻底放弃了功名仕途的幻想，转而吟诗著文，一心治学，续编相山人文历史，整理学术著作，从事他未竟的事业。
相山脚下，人们再次听到这位年逾花甲、自号蛰庵的老人抑扬顿挫的读书声。
任文石五十多岁就着手撰修《相山志》。此书以相山、相城为中心，从上古至清初，是一部个人编修的郡治地方史书。为了让《相山志》具有严谨、系统的史学价值，他一方面翻阅经典，查阅史料，另一方面走村串乡，采访遗老，然后青灯黄卷，精思细构，耗时十余载。全书十卷（一说十二卷），体例谨严，网罗细密，史事纷繁，人物众多，虽说是一部地方志书，却有国史的风貌。
除了《相山志》，任文石还著有《治谱》八卷、《宗训》四卷，同时将自己的诗文编辑成《雪竹居文》《静寄斋诗》共二十四卷、《藕花墅记》五卷等，可谓著作等身。可惜这些珍贵的文化史料大都被战火所焚。
在扬州期间，任文石因《佳莲行》一文获得范景文赏识。范景文是万历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任文石请范为其父任思忠作墓志铭，范欣然而为，称其父为“濉相高士”。清顺治五年甲午，六十八岁的任文石卒于相山，葬相山之阳。五十一年之后，也就是康熙三十八年丁卯，名士王士禛受其子任柔节之托为其撰写了墓志铭，称其为“千古文伯，一代人师”，置于墓前，供后世凭吊。
一介书生，用书声点亮人生，用一世情怀，全部的精力，致力于家乡文化的搜集整理，古老的相城因此有了完整的文化轨迹，有了令后人传承敬仰的文脉渊源。有学者评价说：“任文石之前的相城历史，非任文石无以明；任文石之后的爱乡者，非任文石无以法。”
山川永驻，岁月无痕。从相山脚下传来时光深处乡贤的读书声，与松涛和唱，与百鸟共鸣，永远激励着相城的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