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敏辉
我们知道，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传出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大运河申遗成功，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原主席章新胜感慨说：“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轰动全球，是对人类遗产世界的一个重大的贡献。中国大运河不仅维护了国家高度统一，同时在经济意义、交通运输意义、社会各民族的融合及在文化上的意义都非常深远。”
我们认为，凭借柳孜运河遗址、通济渠泗县段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皖北从此有了第一张世界文化遗产名片，淮北、宿州也跻身于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行列！基于此，当下坚持以打造大运河文化带（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下同）为牵引，统筹开发利用相关资源，推进文化旅游和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有利于锚定打造“三地一区”战略定位、建设“七个强省”奋斗目标，加快皖北全面振兴，补齐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短中之短”。
一、“弃子”归来：中国大运河申遗历程
或许为很多人知道的是，肇始于春秋时期的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运河，也是我国唯一南北走向的长河，它与我国屹立不倒的东方巨龙——万里长城，以及埃及金字塔、印度佛加大佛塔并称为世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和智慧的历史见证，对沟通南北经济、促进文化交流、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和推动中外往来，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史的重要记录。
或许还不为大家所了解的是，其实中国政府对大运河申遗有个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据有关媒体报道：
2006年3月，58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提交《应高度重视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启动申遗工作》的提案，标志民间申遗开始转为国家行为。5月，国务院将大运河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我国重新设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将大运河列入其中。
2007年9月，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在扬州正式揭牌，国家文物局确定扬州作为大运河申遗牵头城市。
2008年3月，大运河沿线33个城市成立“大运河申遗城市联盟”，会议达成并发表了“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扬州共识”。
2009年4月，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工作制度》《大运河保护和申遗2009—2010年工作计划》等文件。
2013年1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标志着大运河申遗进入最后冲刺阶段。9月，接受国际专家现场评估考察。
2014年6月，申遗文本提交世界遗产大会审查。
由上述可见，申遗之初提出的是为人们熟知的京杭大运河，后来才“扩容”到包括由隋唐宋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元明清时期以北京、杭州为起始的京杭大运河，从宁波入海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的浙东运河三条河流，并更名为“中国大运河”。
在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
一是申遗的动议其实很早。2004年7月，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的第28届世界遗产会议上，单霁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鉴于大运河遗产的重要性和独特的文化价值，“中国将对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能性和工作方案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估论证，并在评估结果出来后，正式启动申报工作”。
到了2005年12月25日，有着“运河三老”之称的著名学者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以《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为题，联名致信18个运河城市的市长，大声呼吁加快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认为“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京杭大运河的价值和风貌千万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断流”。
二是申遗的范围有所扩大。一开始，安徽、河南两省曾是大运河申遗的“弃子”，只是到了2007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大运河保护及申遗工作协调会上决定，京杭大运河将“扩容”为“中国大运河”进行申遗，涉及城市从18个增加到24个，把历史上隋唐大运河流经的安徽省以及河南省部分地段也包括进来。
2008年3月，“京杭大运河申遗”改称为“中国大运河申遗”，涉及城市扩大到33个。2011年4月，首批大运河申遗预备名单对外公布，包括8个省级行政区35个城市的132个遗产点和43段河道。
三是申遗的优势不可替代。虽然大运河安徽段大部分掩埋于地下，不过从曾经的政治之河、经济之河、民族融合之河，到现在的文化之河、生态之河，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纵然历经上千年沧海桑田的变幻，历尽了繁华与沉寂，大运河文化影响犹如皖北文化之血脉基因，至今仍不可去除。
特别是“柳孜运河遗址被评为1999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发掘出土的唐宋河堤、虹桥遗址、木岸狭河、金代驿道等重要遗迹，是我国隋唐大运河水工设施遗址的首次发现。通济渠泗县段是隋唐大运河的活态遗址，是保存最为完好的河段之一，流淌千年而不干涸，成为研究隋唐大运河的重要‘活化石’”。
二、梦圆“世遗”：柳孜运河遗址、通济渠泗县段
八年磨一剑。
据媒体报道，安徽省政府高度重视大运河安徽段申遗工作，除了多次在淮北、宿州两市召开大运河保护申遗工作市厅际会商小组会议外，影响较为重大的活动还有：
2009年7月22日，当时的省文化厅、文物局在合肥召开了全省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会议，研究落实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
2011年12月26日，省政府颁布《大运河遗产安徽段省级保护规划》，大运河遗址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规范和提升。
2012年9月28日，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强我省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大运河安徽段从明确遗产构成、落实责任主体、开展监测巡视、加强展示利用等八个方面强化保护管理工作。
2013年5月7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在国家文物局和省文化厅相关领导陪同下，到柳孜运河遗址段和泗县运河故道段两处申遗点进行调研。
2013年9月2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委派姜东辰（Mr.Dong-Jin Kang）教授一行，对柳孜运河遗址、泗县隋唐大运河申遗工作进行现场考察评估。
可见“随着联合申遗的进展，安徽境内的大运河申遗工作也稳步推进。2009年，安徽省境内运河沿线城市淮北市和宿州市政府分别组织编制了大运河遗产第一阶段保护规划。2010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将安徽省境内大运河河道及相关遗产申报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廓清了大运河安徽段遗产的基本构成，进一步明确了保护工作的深度和广度。2012年9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强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12月公布实施了大运河遗产安徽段保护规划，2013年6月相关申遗点段的整治工作基本完成，9月接受了世界遗产中心专家的现场踏查”。
——就淮北市来说，为助推隋唐大运河参与大运河申遗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重要的贡献。
这是因为，自从1999年柳孜运河遗址考古发掘揭开了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流经淮北的神秘面纱，随即成为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然而正如前文所说，起初大运河申遗的范围并不包括大运河安徽段这一段。情况发生根本转变并给大运河安徽段带来意想不到的机遇是2007年2月6日全国政协在河北省沧州市召开的大运河沿线省（市）城市政协联席会议。据淮北市政协原主席郭云修讲述：“（淮北市政协）杨登孝秘书长代表安徽省和淮北市政协作会议发言，他就隋唐大运河柳孜考古新发现、淮北市历史文化以及大运河的保护与研究等向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作了介绍，并呼吁将隋唐古运河列入大运河申遗的范围，杨登孝的发言引起会议的高度关注，促使会议把隋唐古运河遗址列为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的范围。”可以这么说，沧州会议是大运河安徽段参与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迈出的第一步。
当然，在这年的12月，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徐匡迪率领全国政协考察团到淮北，评价“淮北市作为古运河沿岸24个城市之一，高度重视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其‘市委重视、政府支持、政协积极推动、人民群众热情参与’的工作机制，值得古运河沿岸各城市推广。淮北市的隋唐大运河柳孜码头遗址发掘和保护现场简单、朴素、规范，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奠定了淮北在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还要提及的是，2009年11月3日至5日，淮北市隆重举办第五届中国大运河文化节、大运河保护与申遗高峰论坛，它“首次在隋唐古运河沿线城市举行”，特别是由全国政协主办的“最后一次”“将以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大运河文化载入中国大运河申遗的光辉史册”。
——就宿州市来说，同样为助推隋唐大运河参与大运河申遗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重要的贡献，其中有三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一是2009年2月至4月，中国文化遗产院和安徽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宿州市境内汴河遗址进行调查、勘探，布置66个考古钻探点，绘制80余张考古勘探图，明确了隋唐大运河汴河遗址在宿州境内的流经线路和遗址南北堤边界。此后，为了配合中国大运河申遗工作和道路建设，2011年3—4月，“对泗县刘圩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揭示一批汉至唐宋遗迹”；2012年，分别在宿州市泗县的曹苗、邓庄、刘圩、马铺、朱桥和宗庄等6处地点对汴河故道的河道与河堤进行考古发掘。
二是为配合做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弘扬大运河、古泗州文化，广泛征求隋唐大运河泗县段保护的合理化建议，2012年6月28—29日，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泗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隋唐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暨古泗州文化保护论坛活动，“旨在凸显大运河泗县段遗存水系保护的重要价值，进一步提高社会各界对泗县的关注度”，对隋唐大运河泗县段的申遗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是2013年3月6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用专版报道了宿州市泗县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及当地党委政府为保护传承运河文化所做出的努力。文章从“汴河烟柳——古城泗州因水繁盛”“人文荟萃——运河文化泽被古今”“保护传承——魅力虹乡高位提升”三个方面，全面介绍了泗县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及其传承发展，认为“泗县这个皖北水城，通过运河‘申遗’打开世界之门，正在以独特的运河文化魅力吸引世界关注”。
此外，安徽省学术界、考古界也是积极响应，以各种形式为大运河申遗鼓与呼，这当中以2013年9月发起的“行走隋唐大运河”文化考察活动最为抢眼。据淮北师范大学张秉政教授自述，他发起这次以“走运河，话两岸，溯历史，展风情，看变迁”为宗旨，力求按照“世界遗产点、大地风貌、市井生活和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四位一体的文化考察活动，最主要原因是他“对这条曾经流淌在淮北大地上的古运河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当得知淮北于2007年也被列入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之后，作为多年对地域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我，自然对大运河申遗这种造福千秋后代的事情非常的钟情”。对此，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孙旭培研究员在《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的《序言》中如此评价说：“张秉政的考察团队，由文化学者、民俗专家、新闻记者组成。他们花了3年时间，跨越了5省、两直辖市，涵盖了30余个地县市进行实地考察，获取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写了很多访谈录，拍了大量照片。这次考察真可谓是一次丰厚的缅怀运河文化之旅，一道视觉遗产的盛宴。”
其实，作为隋唐大运河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处文化遗产之所以能够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是因为“柳孜运河遗址从码头变身桥墩，是隋唐大运河正式申遗前，唯一一处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遗址。它对研究通济渠走向、运河交通、运河经济有着典型意义。通济渠泗县段是隋唐大运河目前存在不多的活遗址，也是保存最完好的”。
三、“后申遗”时代：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2017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此后他又作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要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大运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批示。
我们认为，大运河安徽段是省内第三处、皖北唯一世界文化遗产，已成为该地区“走得出、立得住、叫得响”核心文化品牌之一。目前沿线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得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趋势向好；文化和旅游产业快速发展，新业态新产品不断出现；跨区域统筹协作意识不断提升，合作项目日益增多，大运河安徽段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迎来历史上最好时期，不过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
一是遗产保护任重道远。由于大部分河段已淤塞湮没于地下，除了可视性、观赏性、通达度欠佳外，系统性、全方位遗产保护和文化展示先天不足，如历经两次考古发掘的柳孜运河遗址处在国道343边缘，2018年全国政协在关于大运河调研报告中就指出，“柳孜运河遗址面临彻底毁坏的危险”，而当下安徽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重点项目——柳孜运河遗址永久性保护大棚仍在建设当中，遗产真实性、整体性保护迫在眉睫。
二是遗产传承和利用亟待加强。由于未能很好地将运河文化融入地域文化、城乡建设、人居环境，大运河安徽段独特文化标识至今尚未彰显；加之沿线人口密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不高，运河文化“IP”品牌魅力难以发挥，推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任务艰巨。
三是遗产研究、阐释和宣传推介尚需完善。在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等方面，未能打造出更多具有原创性、引领性、标志性的重大成果。在组织机构建设和研究人员培养方面，安徽省在大运河沿线的八个省市中处于弱势地位。
四是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协调机制仍未建立。淮北、宿州两市资源共享、平台共建、问题共治存在明显不足，与长三角、淮河生态经济带运河城市联系、交流与合作也非常有限，还没有共同打造运河文化旅游产品协同发展产业链和特色化、专业化、品牌化旅游产品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与同处长三角的江苏省、浙江省相比，还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顶层设计落地不足、部门间沟通协调不到位、文旅融合发展意识欠缺、建设资金缺口较大、重点项目谋划及建设力度不够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把握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个最大机遇，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大运河文化遗产“活”起来、大运河文化旅游“火”起来，引领带动皖北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加快皖北全面振兴重要抓手之一。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以更高站位、更高标准、更高品位、更高效率，扎实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安徽段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纳入省级发展战略，在深化文旅融合彰显徽风皖韵加快建设高品质旅游强省中占有重要一席，在推动皖北全面振兴中发挥独特作用，从项目、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支持，着力增进民生福祉，让运河真正成为“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一是还河于民，持续推进有水河段水污染治理提质增效，保持“长治久清”；二是还岸于民，继续开展运河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再现“亲自然”风光；三是还景于民，水岸联动，形成人文与康体、生态相嵌景观廊道；四是还河于城，把泗县活水遗存段蝶变为最美“城中河”，谱写城水相融、人水和谐幸福图景。
第二，在做优做实“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三篇文章上精准发力，积极探索构建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安徽模式”。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强化责任意识，勇于担当作为，逐渐找寻出一条遗址保护、展示利用与民生改善、城市发展相融合道路，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真正实现“让古运河重生”。一是统筹推进整体性、抢救性、预防性遗产保护，继续开展域内重点区域考古调查勘探，尽快完成柳孜运河遗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适时启动国道343改迁工程，稳步推动柳孜运河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有序推进实施隋唐大运河（泗县段）国家文化公园、通济渠泗县段保护展示提升工程、泗县石龙湖国家湿地公园建设项目；二是进一步放大运河“世遗效应”，把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安徽段建设列为加快皖北文化旅游业发展“一号工程”，分别按照5A、4A级景区标准对柳孜运河遗址国家文化公园、泗县石龙湖国家湿地公园进行精心打造，切实改变偌大皖北仅有1处5A级景区、安徽旅游长期以来“南热、中温、北冷”的局面；三是大力推介“千年运河·传奇皖北”文化标识，“汴河遗珍·水韵淮北”“运河古城·云都宿州”“水韵泗州·运河名城”等宣传语都应服从和服务于安徽大运河文化精神阐释和打造；四是探索设立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或文旅融合发展专项基金，撬动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或安排财政定额补助，坚持分步实施、重点突破原则，首先支持易出成果和收益项目，同时继续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用于隋唐大运河（濉溪段）运河遗址基础设施、隋唐大运河（宿州段）考古展示项目建设。
第三，聚焦特色优势，文化赋能旅游，力争把运河文化旅游打造成为皖北“第一品牌”。围绕柳孜运河遗址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大运河泗县段成为研究隋唐大运河重要“活化石”，以及运河文化遗产完整性好、原真性强，且拥有体现隋唐大运河特质的河道、河堤、码头、桥梁、水工设施、运河城镇等多种遗产类型，在强化原始风貌保护基础上，突出“活化”传承发展和合理适度利用。一是加强与大运河考古和保护专业委员会及大运河沿线省市专家学者的协力合作，借助柳孜运河遗址成为“推开隋唐大运河史的一扇窗”“为开展中国运河考古工作找到了一个切入点，提出了中国运河考古研究的新课题”的非凡影响力，尽快在柳孜运河遗址国家文化公园内建立中国隋唐大运河考古与研学基地；二是针对安徽大运河从“地下”走出辉煌特点，通过数字化手段复原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曾经“运漕商旅，往来不绝”盛况，“大运河与沿岸城市是一体同胞、唇齿相依”关系，以及运河遗址现状与考古现场展示、博物馆陈列展示、场景模拟展示等；三是按照省“十四五”规划中推出“世界遗产旅游线路”“大运河文化寻踪线路”目标，整合老庄文化、楚汉文化、淮河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等，着力推进运河文化和皖北区域旅游资源一体化开发，提升大运河安徽段4A级景区整体旅游服务水平；四是突出隋唐胜迹、运河要冲主题，打造世界文化遗产研学、华夏历史文明体验、运河古镇记忆传承、运河水工科技研学、运河观光休闲游等运河文化旅游经典线路，构建“慢游运河”产品体系，鼓励发展研学旅行、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特色民宿、体育旅游等新兴旅游业态。
第四，集智创新，聚力攻关，共同打造大运河文化高水平研究平台，推出代表性研究论著和重点文艺作品。扎实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多出精品力作，同时从省级层面在项目资金、文化研究和文艺活动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帮助。一是加强团队合作，联袂撰写一部具有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精神感召力的安徽大运河文化丛书；二是省领导圈定课题、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省社科联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省重点智库项目等设立与大运河相关的重大或重点研究项目，《安徽日报》《江淮论坛》《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宿州学院学报》等报刊定期或不定期开设以大运河为主题的栏目，省级新型智库要深度挖掘大运河安徽段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积极建言立论，推动学术成果转化为智库成果；三是定期组织召开以大运河文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如2024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可举办首届“长三角运河文化前沿论坛”或“苏鲁豫皖运河文化高端论坛”；四是把安徽大运河宏大叙事与皖北地域文化特色相结合，策划、推出一批文艺精品和通俗普及读物，讲好大运河故事“安徽篇”，可借助元宇宙技术、沉浸式展演、实践性教学等手段，使运河故事“动”起来、“活”起来、“新”起来、“用”起来。
第五，充分发挥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打破现有行政区划，一体推进大运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我国第一条以文化建设为主要指向的带状发展战略，由于长三角一体化涵盖区域与大运河文化带江苏、安徽和浙江段核心区、拓展区与辐射区范围大体重叠，又由于《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提出，“整合文化资源，共塑大运河文化品牌，加强商丘、枣庄、济宁、宿州、徐州、淮北、淮安、扬州等城市的大运河遗产区、遗产点联动保护开发”，这就特别需要各级人民政府“以文化认同驱动一体化发展”“用区域发展提升大运河文化凝聚力”。一是认真落实《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加强淮河生态经济带、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求，以及2023年6月6日沪苏浙皖签署《长三角文化和旅游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框架协议》，强力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协同举办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二是尽快与江苏省、浙江省、河南省、山东省人民政府建立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协调机制，加强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推动大运河文化遗产信息资源数据共享、开发利用；三是构建跨区域文化遗产连片、成线整体保护体系，如柳孜运河遗址、埇桥遗址、通济渠泗县段就可以与通济渠商丘南关段—夏邑段创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进行联动，恢复“隋堤烟柳”历史景观，一同实施“一河揽千年文明”旅游精品工程；四是运用多媒体、多形式、多手段，与长三角、淮河生态经济带相关城市建立大运河文化价值认同机制、文化资源整合开发机制、文化旅游协同工作机制，强化运河文化品牌合作、资源整合与服务协作，协同推进节点互动、轴带串联，走好“扬长避短、错位发展”路径，最大限度释放联动、协同、聚合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