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健生

一代乡贤

在地域上，今天的淮北市大体包括春秋时期的相、铚二邑与萧国的一部分。这是一片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土地。在这里产生的历史文化名人，无论是生长于斯，还是祖籍于此，都可以被称之为乡贤。先秦的蹇叔、颛孙子张，两汉的薛广德、桓谭，魏晋的嵇康、刘伶、桓伊、刘惔、戴逵，明清的傅友德、任文石，等等，如灿烂的群星，在中国文化的星空闪耀，与标识沛相分野的房心辉映。

我们今天要说到的一位著名乡贤，也是淮北古代历史文化上最后一位标志性人物——任文石 。

任文石（1587—1643），字伯介，号瑶房，又号梅兄，晚年自号蛰庵。崇祯癸酉（1633）于桓谭故居立“桓君山藏书处”碑，又署“栎居士”。始迁祖人称“潞二公”，于明初卜居相西渠沟，文石1587年生，为其七传。儿时即自觉闭户读书，不喜交接。在住宅东建“夕佳亭”，用以读书。亭畔有明代开国功臣丽江王傅友德陵墓遗址。常登所遗石马马背，西望芒砀。又为《夕佳亭歌》《石马行》，叩桐啸咏，声振林木。其《石马行》，慷慨悲歌，写傅友德陵墓的荒凉破败，回忆其盖世功勋，感叹君恩不足恃，为这位同一朝代的乡先辈鸣不平。

1606年，任文石二十岁，为诸生，过了一年就进入县学，享受政府廪粮，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尤其长于诗歌写作。少年时全靠努力自学，并无师承。后来负笈南游，至丹徒，执贽拜于庄伯淳先生门下。又至南京，向钟惺、方应祥请教。钟惺，字伯敬，号退谷，竟陵人。万历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事，文学家，曾在南京做官。诗文反对摹古，倡导孤深幽峭，追求险僻，为“竟陵派”创始人之一。方应祥，字孟旋，号青峒，衢州人。府志称其“为文自辟阡陌，非六经语不道”。官至提督山东学政，也曾在南京做官。任文石从学于钟、方之外，又与众多时贤切磋诗艺，因而诗思大进，时人比之陆放翁。方青峒为其诗集作序，称赞他“才气浡积瑰伟，想其含吐挥设之际，思绪兴寄，云涌飙发”。

1625年，于相城东南建别墅，开凿两处池塘，种植荷花，花开繁盛，因而又建太古草堂，庵、亭、桥、巷，次第建成，颇具规模。起了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叫“藕花墅”，并以优美的文笔，写成《藕花墅记》多卷。别墅的基础据传就是桓谭故居，又专门立“桓君山藏书处”碑以为标记。喜读书，亦喜藏书，收藏异本满七千帙，山经地志、卜医种植之类，无不搜集庋藏，并深入阅读。后遭贼寇纵火，一晚上全部烧光。

其学术致力于理学，1638年，五十二岁那年，以“经明行修”被选拔参加选礼部会试，但未能成为进士。所谓“乡贡进士”，只是一种恩赐的雅称。次年（1639）选赴扬州，任职儒林，考后四年，才被授予扬州府儒学训导的职务，这也是他一生最高的职务了。但他并不甘心就这么为文从教一生。当时的扬州，正是纷乱扰攘之地，他总想发挥一下经世的才干，就向扬州的长官呈上了《保扬四策》（一说《漕利江防八策》），为当事者采纳，扬州得以暂时的平稳。督抚史可法以下诸公，都非常看重他，平时也让他从事守城池、劝积谷、检兵械、清保甲、疏运漕、赈麦粥等方面的事务，都办得十分妥当，被认为是个难得的干才，对他的评价甚高。说他学问“原本六经，旁通三略”，“建学规，葺黉序，不事虚名”；“浚漕河，严城守，咸有实绩”；“蕴藉宏深，襟期明远”；“表表雄才，允勘经济”；“博学已茂，弘猷伟抱，实堪大用”；“博洽长才，冲融雅度”。对他的学问、素养，工作的能力、态度、实绩以及人格风貌各个方面都作了充分的肯定。

在扬州期间，因《佳莲行》结识范景文，获“淮北翘楚”之誉。遂请范为其父任思忠作《相山高士任公墓志铭》，范称其父为“濉相高士”。范字梦章，号思仁，万历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范氏在墓志铭中，述及货殖，则以范氏之祖陶朱公范蠡为比，述及顾亲助友，则引范仲淹义庄和范纯仁麦舟为例，可见对任氏父子的看重。任氏虽无显官高名，而两代墓志，皆经当代名士执笔，其荣耀也是一时无两。

明代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的前一年（1643）秋天，因国事艰危，即离开府学。国破山河在，他决定转移到家乡，去实现另一番理想。但故乡烽火正烈，无法归去，只好避地高邮。暂住的地方名“藕花居”，正好与相山的“藕花墅”相合。他疏理初月堤，开辟芙蓉径，打算终老于此。第二年三月甲申事变，扬州动荡，而高邮无事。到了清朝大局稳定，相城恢复人烟，才于1648年夏天回到故土。

任文石归老家山后，地方四次推举他为乡饮大宾。但他都以名教风雅自任，毅然逊谢，推辞不就。乡饮酒礼是古代乡人的一种聚会方式，体现了儒家尊贤敬老的传统，成了民间习俗。推举治家有方、教子有成、内睦家族、外和乡里、义举社会、年高德劭的乡贤为大宾。可见他在地方的影响与威信，也说明他的谦逊和淡泊。当然，也不排除当时难免的民族意识。他的墓碑正面“皇清三徵大宾前扬州府学蛰庵任太公之墓”，突出的正是他在职与退隐的荣耀之点。

晚年，他流连家乡山水，吟诗著文，课徒训子。尤其对《三礼》研究情有独钟，祭祖、冠婚、丧葬，及四时节庆，凡事都坚守儒家礼仪，至临终还以未形成著作为憾。并尽力为保存家乡历史文献和保护文物古迹而呕心沥血，身体力行。生平所著书，有《静寄斋集》五卷，《弃馀草》一卷，《错山吟》一卷，《介池唱和》一卷，《藕花墅记》二卷，《外纪》一卷，《任氏谱略》二卷，《相山志》十卷。又一说法是《治谱》八卷，《宗训》四卷，《雪竹居文》、《静寄斋诗》共二十四卷，《相山志》十卷，《藕花墅记》五卷。

任文石生于明万历十五年丁亥，卒于清顺治五年甲午，享年六十有八。卒葬相山之阳。康熙三十八年丁卯，名士王士禛据其子任柔节 《前乡贡进士扬州府儒学训导先考蛰庵府君行状》，撰《前乡贡进士扬州府儒学训导蛰庵任公墓志铭》。

王士禛，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顺治进士，由扬州司理累官至刑部尚书，諡文简。诗为一代宗匠，倡“神韵”说。为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和诗歌理论家。其所写墓志铭，完全根据任柔节《行状》，有的地方是照抄；有的是表述基本不变，仅个别措辞不同；还有的就是从《行状》中有选择性的取舍概括。而主观性的评价，墓志偶有溢美。如称任文石“当代有道、昌黎”“千古文伯，一代人师”“名节著于江汉”“三年儒林治兵，朝静措饷夕足，不啻三年枢府”，被“倚若长城”云云。而任守节《行状》则云：“积学四十年，未获一第，仅以廷对高等，教士维扬”，“官不过儒林，名不逾江淮”。这是由于墓志铭难免的“谀墓”色彩，而行状要体现“至亲无文”的原则，所以才有所不同。联系上引扬州诸公对任文石的评价，他绝对是一位有学问、有才干、为人正直、不求名利的文人学者。

一生乡情

任文石生于相城，长于相城，游乐读书于相城，仅己卯（1639）秋至戊子（1648）夏不到九年时间离开，一生有近60年都是在家乡度过的。可以说，他的一生，是热爱家乡的一生，贡献家乡的一生。他对相城历史文化的贡献，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淮北城市历史文献的梳理者

任氏特重家乡的历史和文献记载。他在阅读古代典籍和搜集故老传说的基础上，仔细梳理了相城的历史记载：“《商颂》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按《寰宇志》：古相城即相土所居，盖人山一号，自虞夏之时已然矣。春秋宋共公由睢阳徙都山下。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灾，宋伯姬卒。《水经注》云即此地，今山麓盖有伯姬冢云。汉高置沛郡，治相；光武徙封子辅为沛王，郡改为国。汉碑犹存，残断不可读。”从先商相土所居，到春秋宋共公迁都于此，到西汉沛郡、东汉沛国以此地为首府，这是相城最辉煌的时期。任文石所考，所言，有历史文献记载，有文物遗迹证明，使迭经灾荒战乱仅余一片荒山野坡的古老相城，恢复了在历史中的记忆。

关于相山庙，他也进行了考证。“晋太康五年，诏诸侯祀界内山川，沛国令郭卿建庙，刻铭曰：巍巍相山，盘纡穹崇。上应房心，与天灵冲。兴云播雨，稼穑以丰。唐永徽元年重建。今两化乌有矣。考诸神封号，始于唐，盛于五代。神旧号“明上王”，未详所始。宋元丰八年，敕赐‘显通’庙额。宣和五年，封崇惠侯。刘齐阜昌二年，加显济王。诰敕俱有碑。”他还叙述了相山庙会的盛况，人们“每当季春，籝香辇帛，走千里如鹜”。对这座在战乱中三百里内“岿然独存”的相山神庙，“灵异之迹，俱载别录”，虽事涉迷信，不作宣扬，仍然以相城的史料对待。

二、淮北历代先贤的彰显者

任文石探讨历史，搜罗文献，将相城历代先贤班班可考者大致举出，他说：“乡先正如华公元，向公戌，薛公广德，陈公万年、咸，桓公谭，范公迁，刘公馥、靖、弘、惔、琎、瓛、臻、显，三嘏诸公，光昭史册；宋共姬著节《麟经》，曾烦特笔。”

在相山的碑文中，也说过：“维山降神，德勋代起：子宋则乐喜、向戌；两汉则薛广德、桓谭、范迁、刘馥；六朝则刘弘、刘惔、刘琎、刘瓛；隋则刘显、刘臻；明则傅友德。”他把这些历史名人的出现归结为山神的灵异，“唯山降神，名哲代起”，即所谓人杰地灵。

这里列出的人杰是：

春秋宋国的华元、向戌、乐喜，三人是宋国以相城为都城时的重臣：华元、向戌是宋共公时的右师和左师，乐喜是宋平公时的司城，曾为当国者。

西汉的薛广德，字长卿。曾授《鲁诗》于楚国，直言谏诤，位至三公。退休时，赐安车驷马归沛。悬其安车以示后世。

陈万年字幼公，陈咸字子康，为父子。万年官至御史大夫；咸历任州刺史、谏议大夫及多郡的太守。

桓谭，字君山。思想家、哲学家、经学家、音乐家。因反对谶纬，触怒刘秀，贬死，归葬相城。王充《论衡》称其为“素丞相”（孔子为“素王”）。

东汉范迁 ，字子庐，官至司徒。

刘馥，字元颖。曹操推荐为扬州刺史，受命建合肥城，立州治而安民。三国魏刘靖，刘馥之子，为庐江太守，迁尚书，赐爵关内侯，出为河南尹，为政有父风。封广陆亭侯，迁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卒赠征北将军，进封建成乡侯，諡“景”。

西晋刘弘，字和季，刘靖之子。与晋武帝居同里，又同年，共砚席。累官侍中、荆州都督、车骑将军。卒谥“元”。

东晋刘惔，字真长，为丹阳尹，世称“刘尹”。性简贵，为政清整，好老庄之学，深于名理，为名流所重。

南朝齐刘瓛、刘琎兄弟。皆刘惔六世孙。瓛字子珪，笃志好学，博通五经，聚众授徒，当世推为大儒。梁时诏谥“贞简先生”。琎字子璥，严于操守，官终射声校尉。

南朝梁刘显，字嗣芳，瓛族子，诏为瓛后。六岁号“神童”。累迁尚书左丞，后佐两府。

隋刘臻，字宣挚，刘显子。耽悦经史，精《两汉书》，人称“汉圣”。《切韵》实出其手。

三嘏——皆刘惔的祖父辈。刘粹字纯嘏，刘弘字终嘏，刘潢字冲嘏。西晋名臣，时人谓“洛中雅雅有三嘏”。

还有一位特殊的记载于《春秋》的宋共姬（鲁伯姬），她是鲁宣公的女儿，鲁成公的妹妹，宋共公的夫人。宋宫大火，守礼不出，焚死，葬相城西。

明代的傅友德，是朱元璋的股肱之臣，开国名将，功勋卓著，封丽江王。

这些都是彪炳史册的人物 ，但很少有人注意他们都是相城的人文标识。用任文石的话说，“非好学深思之士，罕辨其为相人”。把他们集中揭示彰显的是任文石，其子任柔节记于任氏《行状》，并编入《宿州志稿》，而后作为相城乡的乡贤名宦载在《宿州志》。 于是，相城历史名人的集体名录，才得以传世。

三、淮北文物遗迹的保护者

任文石“伐云根以志歌哭”，也就是刻石题记，或制作碑碣，以纪念先贤，表达景仰悲怀之情。一共勒大碣五，小碣七。竣工后，作《立相城先贤遗迹数碑》以咏叹：“沛相名郡邑，幻作云水乡。人世几代谢，古今都茫茫。有美二三子，旷世若相望。我生千载后，读史挹馀芳。聊借一片石，寄此悠悠肠。譬彼远道客，逆旅期前行。谁为后来者，此意托不忘。”。此诗表达的是，以片石致意千载之上留芳史册的先贤，并希望后人也不要忘记这些前行者。他一直计划在相山祠西边建先正十五公祠和伯姬特祠，使后人敬祭先贤，感悟历史，由景仰而生效仿之心。遗憾的是，岁荒时艰，这一志向未能实现。

他对傅友德墓地遗物的保护，对桓谭故居的保护，前者筑夕佳亭就近读书盘桓，后者即桓氏故居建藕花墅，读书、藏书，并树碑为志。为我们后来人留下了两位先贤生荣死哀的确切位置。尤其是藕花墅的构建，专立了“桓君山藏书处”和“桓君山故居”的石碑，使相城的历史，从汉唐到明清，都有了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实在的证据。

据1920年董登三的《明儒士任蛰庵先生藕花墅故址碑记》载：“先生好古文辞，博极群书，读史列传，知薛广德、桓君山、陈咸、刘馥、刘尹诸公皆沛郡相人，为立碑志其处，此仰慕先正之雅意也。”“桓君山藏书处”碑之外，旧志中所载如“薛广德传鲁诗处”“刘真长故居”等碑记，也与他的保护或立石标记有关。

对于近世乡里的孝子、烈女未得旌表者，恐不为人所遍知，便建了孝子之庐，安葬孝子。又特别改葬烈女于伯姬神道之南，改葬烈妇在神道之北，并刻碑碣“千载同风”“韶颜烈节”，以资赞美。葬时，率领乡里头面人物拜于墓下，一切纸帛仪具，皆自己出钱，不让死者家人花费。并为每人墓前竖立标志，写上生平大略。这一善行，不仅显扬了孝子烈女的事迹，更激发了乡人知孝烈之可贵、砥砺自身德行的自觉性。同时，也扩展、保护了相城的重要古迹共姬墓。

四、淮北历史文化的守望者

相山不仅是皖北名山，也是相城地区的历史起点和地理标志。相山文化就是相城文化的基础。任文石世居此地，家园依相山西麓，藕花墅占相城东隅，对以相山为标志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

相山之神秀，相城之古老，他曾撰碑文加以赞美：“域内名山，尝取而论列之，盖有三品焉：瑰奇韶秀，为高人之肺腑，如会稽、匡庐也；高窈幽深，为神仙之窟宅，如天台、武夷也。两者贵矣，大则未也。若夫不以形用而以神用，不借神以为神而自神其神，灵通帝座，泽被人寰，笃生贤豪，羽翼世运者，唯五岳称焉。吾宿相山，实岱南淮北重镇也。灵锺房、心，职司徐、豫，虽尊逊岱宗，而德齐四岳。然而休声未著于天壤，鸿迹或晦于来兹。生斯土者，将焉逃责乎？谨辑其大端论次之，俾后之人有所传述焉。”

创例修《相山志》（十卷，一说十二卷），断自辛卯（1651）春。其实早在1640年夏就开始撰修。《行状》说“组织旧闻，精思撮要，以事从文，以文从人，以人从地，以地从山。虽一方之书，具体国史，山之董狐，先府君身任之矣。”“组织旧闻，精思撮要”，八字是他付出心血的写照。“以事从文，以文从人，以人从地，以地从山”十六字是他编纂的纲领，从中不难看出体例之谨严，网罗之细密，史事之纷繁，人物之众多。虽云相山志，实乃相城志乃至沛郡志。所以称为“虽一方之书，具体国史”。《相山志》绝非专记一山之所容，而是以相山、相城为中心的、从上古自清初的地方史书，时间上与国史同步，空间上为相城所及，故说是具体而微的国史，也不算夸张。更何况相城本来就不是一般城邑，而是历史悠久的国都、郡治呢。

任文石以一人之力，费十余年功夫，翻阅史料，采访遗老，巡山沿水，走村串乡，然后青灯黄卷，精思细构，至老而不休。虽然《相山志》已不存，但“详摭旧志，简练成碑”，相山碑文仍在，仍为我们留下了相城山水人文历史的大体信息，成为我们研究沛相文化的重要线索。

五、淮北自然景观的开发者

任文石热爱自然，又生性不羁，特别喜欢游山玩水，寻景探幽。相山为淮北名胜，又是家乡和一生坚守之地，故有兴趣也有闲暇像对待家园一样去开发景观，长养风烟。任文石的住地藕花墅，至相山各峰，直线距离均不太远。在古城荒落后，山前一片平缓的坡地，无什建筑遮眼挡路，相山其实就在他的眼前，随时可以登临、漫游，甚至可以一日数游。

他在相山的东山头开凿秘霞洞，并写下了《秘霞洞记并铭》：“秘霞洞者，蛰庵居士所营以藏书者也。居士生相山下，甲子周有五年矣。性迂才拙，不能入世。又为诗酒所污，不能入道。生平好积书，往往因乱失之。晚乃遁迹山中，凿洞以居，万卷自拥。云一坞，月一轮，酒一瓢，琴一弦，以此自终。铭曰：相之迴，如螺斯旋；洞之藏，如珠斯含。云峰四匝，金碧横前。洞之外，云树娟娟；洞之中，诗书田田。洞之主人皤然恬然，朝夕乎手易一编。呜呼！人世幻化，顷刻万端。天禄石渠，瞥为飞烟。此洞托此山以不朽，千载而后过其下曰：此古蛰庵先生之小酉洞天。”任氏一生，于书无所不读，自束发至易箦，未尝一日释卷，所以秘霞洞又称藏经洞。

藕花墅之建，就桓君山故居，树碑为记，确定和保护了汉代的名人遗迹，既是人文景观，更是自然景观。且看他种莲植藕，建草堂、庵、亭、桥、巷，“修篁随曲径，疏花影清池”，不仅为相地创一名胜，东南名士，也无不知任先生的藕花墅。

著名的“相山十景”中的绝大多数，如钓鱼台、渗水崖、饮马池、叠翠峰等等，可能都经过任文石的探访、确定、整治、品题，或为之命名的。

六、淮北家乡情结的体现者

任文石一生，近七十年未离家乡。他生于斯，长于斯，游于斯，学于斯，歌哭于斯，以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精力，贯注于相城的历史文化。

有一次，他同儿子登上相山绝顶，洒酒临风，大发感慨：“吾少长歌哭于斯，千秋万岁，魂魄犹应眷此。不识先正薛、桓何无一语点缀家山，终属缺陷。”这段话，前半大有汉高祖还乡歌《大风》之后说的“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的之意，对家乡的深情溢于言表。下半则对前辈诸贤未能留下关于家山的只言片语表示遗憾。如薛、桓、刘等数公，都是远离祖籍，在外发展，个别的仅是归老或归骨故乡，很少有像任文石这样从幼至老基本上不离故土的经历，对家乡的感情也只是本能的理解，而非具体到深入骨髓的体验，自然也就缺少诗文的表达。任文石的感慨，恰恰也流露了他的幸运感和责任感，所谓“少补桓、刘诸先正之缺略”。正如他在相山碑文中所言：“生斯土者，将焉逃责乎？”所以，他才有了一生尤其是晚年的考历史、搜文献、扬名贤、存文物、护古迹等一系列爱乡护乡、延续家乡文脉的具体行动。

他偶然看见有人挖掘相城城墙之土，便唏嘘不已，慷慨陈辞：“古城断复续，知历几千秋。下者为平地，高者犹崇丘。卜墅元为此，有登必淹留。每忆城中人，贤哲亦浮沤。以此寻丈土，宛与昔人游。掘取者何为？相寻日不休。愚公山可移，况乃土一抔。人生如秋燕，天地自悠悠。太息余多事，与尔夫何尤？海底今飞尘，山颠昔系舟。”他明白，沧海桑田的变迁，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人是无法阻止的。几千年的古城，大部分已经夷为平地，但仍保留着一些较高的遗迹。前哲已逝，我们见此留存，也就相当于与古人同处对谈了。文化之脉是不应该任其断绝的。他见人掘城土而兴叹，是爱乡之情和文化守望之切，也深知以个人之力再不能挽回相城的青春；但相城的一草一木、一土一石，是和他骨肉相连的。

一曲乡韵

任文石是封建时代相城的最后一位著名乡贤，也是相城古代历史文化的总结者。他的一生，以家乡为本位，以爱乡为职志，以相山为平台，谱写了一曲乡韵之歌。自淮北市建立，中断的古城历史得以接续；模糊的沛相影像得以清晰，都离不开任文石的文化贡献。

近日，任文石家族墓群，在泉山之阳被重新清理显露，并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任文石作为相城文化的守护者也被又一次郑重提起。他对家乡历史文化的贡献，为社会所公认。而其意义，更值得予以强调。

一、彰显了相城历史的神韵

相城为相土所居，传为颛顼所建，于先商时期即为黄淮间重地，春秋时宋共公迁都于此。秦汉魏晋，皆为郡国首府。南北朝时期，亦设郡县。隋唐大运河兴，归属宿州，而沿水柳子、临涣皆以名镇崛起，柳子乃有“寺院九十九、井百眼”之规模。至南宋、金、元、明、清，区划仅为乡图，经济则全靠农业。淮海战役炮响，双堆集乃成为震烁中外的红色名区。而煤炭的发现，开矿建市，断绝了千余年的城市文化才又重新接续。

若无二千余年历史积淀，淮北市平地起楼台，则是一全无历史根基的新兴城市，缺乏文化底气。但若无因煤重新建市之举，二千年的历史文化则为孤魂野鬼，无所凭藉；赫赫名城深埋，众多先贤将痛哭于地下。是共姬墓、黄堂基、相城遗址、显通寺、薛广德传诗处、桓君山藏书处、藕花墅和相山十景等等，显示了古老相城的神韵，也激活了它的文化生命力。而任文石居功至伟。我们是以他为向导，以他的著述行迹为根据，来认识淮北的故我的。

《相山志》虽已散落，但任氏家族保留了任氏的诗文和生平事略，还有任柔节承传自乃父之有关文字。如任文石的《相山庙碑》《藕花墅记》《桓君山藏书处》碑、《石马行》《立相城先贤遗迹数碑》《见有掘相城土者有感》等诗、任柔节《前乡贡进士扬州府儒学训导先考蛰庵府君行状》《宿州志稿》以及家族史料的有关部分，都大致形成相城的历史图景，为后人保留、延续相城的神韵，奠定了坚实的地方文献基础。

二、连接了相城文化的气韵

相城的文脉，绵延不绝。从共公迁都，秦汉立郡，到因煤兴市，这是一条城市文化之脉。

从古相城到现代化的淮北市的历史，是城市文化绵延不断的主脉。

从孝子之乡，到好人之城，是道德文化之脉。

从孔门子张、传诗长卿，到教育发展的强市，是教育文化之脉。

从桓谭著书、藏书，到书香城市建设，是学术文化之脉。

从桓谭、嵇康、桓伊，到古乐之乡，是音乐文化之脉。

从戴逵父子到刘开渠和民间艺术之乡，是造型艺术之脉。

从相山庙到民间风物的挖掘展示，是民俗文化之脉。

从宋人善酿，到口子窖，是名酒文化之脉。

从梧桐陂、郑陂，到六湖九河治理，是水利文化之脉。

从相灵叠翠，到石质山造林，是生态文化之脉。

从古临涣、柳孜，到城镇发展，是古镇文化之脉。

从藕花墅到美好乡村建设，是乡村文化之脉。

这十二条文脉，相当的部分是任文石为我们找出的根据和理出的线索，或是因为他的启发，才使得淮北的历史文脉如此丰富而清晰。

三、显示了相城人脉的情韵

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的血脉是人的思想与情感。相城，传说颛顼所建，不论是否属实，总是本地先民依山傍水、流血流汗修筑起来的。相土东扩，至相子城，说明已有城池。山名相山，水名（下）相水，城名相城，都与相土有关。所以商以为重城，宋以为国都。在古国文明时期，这里已俨然通都大邑，后来秦汉郡国，又以为首府。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言之。”文，是文字记载；献，是耆老传说。人的行为时过则变，主要靠人的言语文字，还有文物遗迹保留。任文石搜罗、采集、保护的等等，把相城过往的历史碎片，整理疏通、缀辑缝合，形成一幅大体完整的历史图卷。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一地一城，年代久远固然重要，世家大族的支撑，人脉的绵延更为重要。相城自唐前即失去县级建制，南宋以后又逐渐荒落，明清尤甚。偶有一二著名人物，也无法提振以往的神气。而任、丁等著姓大族，一直是相城地区的土著。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族是社会的血脉。任文石墓地的重新展现，不仅是任氏家族之事，也是相城一件大事。淮北立市以来，总爱说“因煤而兴”，颇有煤炭暴发户之嫌；其实，从相城城市文化的历史来说，虽历史留存有限，荒落日久，设一地市建制，并不勉强。淮北立市可以说是古相城文化的复兴，二千多年的城市文化有了衔接和归宿。任氏家族从明初自山西迁来，成为淮北著姓，至今二十余代，达二十余万之众。井水炊烟，生生不息，这是相城世代人脉绵延、乡土情韵不匮的力证。

四、谱写了相城传统的余韵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任文石是相城著名先贤中的最后一位。也是相城古代文化的殿军。抛开其经行仕历不谈，仅就其对家乡的感情来说，就足以令人怀念与景仰。他对家乡城垣地土、山水草木的欣赏与珍爱，对相城历代先贤与文献的尊崇与弘扬，对相城与相山古迹、文物、景观的关注持与护持，是“热爱家乡”这一命题的最佳注脚。这可以说是古老相城之歌的余韵。但余音仍可绕梁，绝对不是终响绝韵。淮北并没有失去历史的记忆，也没有因煤而兴忘却自己的过去。而且，因为，欣逢盛世，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现在淮北人之爱乡，是连同相城的历史文化、文物古迹、名人逸事、古礼民风一起热爱着的。

《列子》中有一个故事：燕人生长于楚，及老而还本国。过晋国，同行者诳之，指城曰：“此燕国之城。”其人愀然变容；指社曰：“此君里之社。”乃喟然而叹；指舍曰：“此君先人之庐。”乃潸然而泣；指垅曰：“此君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这是一个思慕仅为想像中先人所居之乡者的故事，其动人之处就在于其人对故乡充沛而真挚的感情。一个人从爱父母、爱亲人，爱家庭，爱乡邻，到爱这片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土地，再到爱人民，爱民族，爱国家，直到爱自然，爱地球，爱一切生命，其中爱家乡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元代阎复有一句著名的称赞孔子的话：“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若不辞大词小用，借来评价任文石之于相城，也可以说：任文石之前的相城历史，非任文石无以明；任文石之后的爱乡者，非任文石无以法。

让我们从任文石身上汲取热爱淮北、建设淮北的精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