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田

盛军是当代实力派书法家、篆刻家、艺术评论家，从艺时间久，艺术感觉好，磨练功夫深，所取得的创作成就自然大。在书法、篆刻领域，他展现了较高的艺术才能，楷书、行草、篆隶兼擅，工稳的朱文印，抒情的写意印均有拿手的作品。

我习隶书，似乎对隶书的理解不出方圆，就想谈谈我读盛军隶书的感想。我的出发点很简单，盛军的隶书创作与历史的关系，与当代隶书创作的关系。两层关系，能否揭开盛军隶书的奥妙，我没有信心和把握，我仅仅以一名隶书爱好者的眼光，一吐观赏盛军隶书的心得。

显然，盛军的隶书杂糅了传统的隶书资源。为什么这样说，当代书法家的学习路径，面对着书法理论的暗示，学习一种书体，需要对这一种书体有较为全面的认知。于是，对东汉隶书的临摹，就是走向隶书的第一步。盛军说过，汉篆和汉隶常常给予我丰富的灵感。灵感怎么来，就是在探求路径中的发现与顿悟。

东汉是中国隶书集大成的历史时期，大师如云，名碑林立。作为铭石书，隶书是记人叙事的文字载体，这些记人叙事的文字终因文体内容的概念化，失去了阅读价值，于是，人们把兴趣转移到文字的体式上，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隶书书体。此后，中国的艺术长河，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就开始关注隶书，饶有兴趣地看着这种书体的演变。这一点，盛军的一篇创作谈说得透彻：“在吸收汉人气象与汉隶的意蕴的过程中融入自我的理解，以及注重笔法上的接轨。方笔为主，兼以圆厚，笔画平直、匀静且略带动感。结字不像八分隶书的扁方，而以方正为主，横竖取势任其自然，不管是用笔、结体还是在气息上都注重与《张迁碑》《乙瑛碑》《西狭颂》《郙阁颂》有相通之处。”

隶书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从篆书中脱颖而出。试图对隶书有全面的理解，对隶书上下游的字体关系要有认知。盛军习篆，对汉篆情有独钟，对汉隶碑额的篆书尤甚。比如《西狭颂》《华山庙碑》《韩仁铭》《孔宙碑》《张迁碑》等碑额，以及汉代瓦当篆书、镜铭篆书等，寝馈其中，心领神会。这些篆书，用笔轻松，结字疏朗，对于隶书创作多有裨益。这是保持当代隶书古意的选择，是拓展当代隶书创作多元化的实践。作为占有大量书法资源的当代书法家，盛军头脑清楚，循序渐进，一点一滴地建立自己的隶书语言。

汉代以降，楷书、行草书崛起，导致隶书进入低潮期。代表作品、代表书法家屈指可数。直至清代，隶书以新的光芒，照耀书坛。书法史专家和书法家们一致认为，有清一代金石器皿的大量出土，让我们看到了历史深处更加辉煌的文化遗存。对于清代书法家而言，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不仅在隶书创作上有了突破，还建立了全新的隶书范式，成为中国书法史上辉煌的一页。对于当代的隶书学习，不能忽视清代隶书，甚至有人认为，实现当代隶书的创新，清代隶书藏有秘笈。

盛军相信这一点。他也敏感地意识到，“对待传统的帖学和新兴的碑学需要持有兼容并蓄的包容态度。虽然以书卷气为审美旨归的帖派书法和金石书法在审美范畴和创作技巧上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但二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的确如此。有着深厚篆隶基础的盛军，不满足已有的成果，他知道当代书法的处境，更知道当代书法创新的难度。然而，对于艺术而言，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盛军有了创新意识。

他到清代隶书中寻找支持。他看到了邓石如的与众不同。邓石如是有革新意识的书法家，他把隶书创作推向了极致。那么，一个进入极致的书法，是让人望而生畏的。重要性在于，你如何在一个极致的框架下，得到自己的启悟。不是说过嘛，一千个人有一千个莎士比亚。对邓石如，我们也有多重眼光。盛军的眼光很锐利。在一段时间里，他找来邓石如的篆隶作品，分析临摹，他以工匠精神，体会邓石如的笔法、字法，以及谋篇布局。于是，从点画到结构，他有了自己的体会：“作品中‘美与力’往往是相辅相成的。笔墨痕迹蕴含着美的韵律和力的节奏，所表现出的强度、动感和气势无不显露出一种独特的魅力。力度感是书法形式美的核心，倾注着个人心力的笔画可以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

我喜欢盛军这段话。很像作家写的创作谈，把所写的人物性格、故事成因、叙述特点，交代得清清楚楚。

盛军这段话，把他的书法特点，以及他的创作追求，交代得清清楚楚。关键词是“美与力”。从这个美学视角，看他的隶书作品，是不是恍然大悟了呢。

（张瑞田，当代作家、艺术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