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敏辉

在中国历史上，徽商曾与大运河（中国大运河简称，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组成）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部大运河的历史就是一部运河城市发展史，大运河与沿岸城市是一体同胞、唇齿相依的。我们认为，被誉为“明清中国第一商帮”的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三百年，是得益于大运河这条流淌千年的黄金水道的丰厚滋养。我们还认为，是足履天下的徽商让“人类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大运河奔流不息，流金淌银，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财富之河”；是富甲一方的徽商让运河之上的那串明珠——坐落在大运河旁的一座座城市快速崛起，并一步步走向兴旺发达；是“贾而好儒，亦贾亦儒”的徽商让运河流域“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无徽不成典”“无绩不成街”成为现实，谱写了一幅缤纷多彩的运河城市经济文化生活画卷，构建了一条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大运河徽商文化线路。

一、徽商促进了运河城镇“城市化”进程

徽商活动范围极广，诚如谚语“钻天洞庭（商）遍地徽（商）”所言，著名文化学者胡适（绩溪人）也指出，“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王世华教授还指出，足迹“几遍宇内”的徽商，主要深耕“一大块”（长三角），并沿着长江和大运河航道展开，在这“两条线”上“更是徽商集中的地区”。由于徽商大多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因而在大运河上，“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沿线城市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如果说对于沿线城市而言，大运河即使“不是生母，便是乳娘”，两者之间血脉相连、命运与共，那么徽商就是运河城市由城镇向城市跨越式发展的催化剂、加速机、助推器，因为“南来北往的徽商正是在这条大动脉沿线的市镇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一方面，在徽商的助推下，有的完成了从一般城市到相当规模或中心意义的大城市的华丽转身。

从小本起家，依靠艰苦创业，在明代中叶形成规模庞大、实力雄厚、富可敌国，创造了“徽商之名闻天下”“无徽不成镇”煊赫业绩，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时代华章的地域性商帮——徽商，凭借他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贾名儒行，义字为先，以义为利、义行天下，倾情倾力回报社会，加快完善基础设施，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和谐，有力推进了运河城市品质的提档升级，提升了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是广泛参与市政建设。如在“中国运河第一城”——扬州，徽州盐商在拥有惊世财力之后，名震四方的棠樾鲍氏（歙县人）家族、“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盐商江春（歙县人）、著名盐商藏书家马氏兄弟（马曰琯和马曰璐，祁门人）、乐善好施的盐商汪应庚（歙县人）等，都不惜捐斥巨资用于建桥筑路，疏浚水道，修治码头，特别是兴建私家园林、豪华别墅、徽州（新安）会馆以及私塾、书院等，直接促成了扬州园林“以园亭胜”“扬州园林甲天下”局面的形成，“推动了扬州的城市建设和经济繁盛，带动了城市建筑业、金融业、饮食业、服装业、首饰业甚至娼妓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清朝康熙和乾隆皇帝多次“巡幸”，徽州盐商为搞好接待投入了大量精力和巨额财富，当然也换来了丰厚的利益回报，助推扬州进入到一个空前发展的时代，不仅是当时中国的八大城市之一，人口多达50万，而且是“我们艺术文化集大成的所在，比之希腊、罗马而无愧色”。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明清时期并称江南二大都的苏州和杭州，是徽商把人们向往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推向更具规模，更具都市化，更为繁荣昌盛，成为名副其实的“通都大邑”，兹不一一赘述。

二是积极参与荒政建设。如“中国运河之都”——淮安，由于地处漕运枢纽、盐运要冲和河道治理中心，从末口到清口就有十多个城镇沿大运河主航道一字排开，“夹岸数十里，街市栉比”，城内外更是“烟火数十万家”，在鼎盛时期曾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线上的“四大都市”，自然成为众多靠盐业起家的徽商侨寓的风水宝地，“布帛盐鹾诸利薮，则皆晋、徽侨寓者负之而趋矣”；又由于地处淮河下游，历史上受黄河夺淮的影响，素有“洪水走廊”之称，水旱灾害频发，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每次灾情发生后，获利致富后的徽商大多勇于担当社会责任，挺身而出，有的抢救民命，如“业鹾淮北，居山阳”的程量越（歙县人），康熙九年淮北大水，“募船筏拯数千人”，康熙十年“盐城、高宝尤甚，流民入山阳者千余户”，又“筑庐栖之”；有的安辑灾民，如乾隆十七年淮安水灾后，知府钟衡拟仿效江都瓜洲建立普济堂而“终莫能襄厥事”，是程钟（歙县人）“毅然起而独任之”，为普济堂建起大小瓦房屋128间，该堂自建立以来，“寒待衣，饥待食，病待医，殁待殡，一切经费动以万计，所活男妇婴孩奚啻一二十万。道路之间，欢声四达，民用以康”。上述徽商的善行义举，既帮助灾区迅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体现了一种仁者爱人的生命关怀，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有着“五水交汇、九省通衢”之称，且因“淮水安澜”而得名的淮安，因水而兴、因水而安也有可能因水而害、因水而衰。

另一方面，因徽商的入驻，有的实现了从默默无闻的农村到声名鹊起的小城镇的完美蜕变。

胡适曾经说：“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那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徽州人宗族观念很强，一个人开了店铺，不久他的同族同乡人就来了，又在边上开店，于是逐渐热闹繁荣起来”。由于具有“亲帮亲，朋帮朋，徽州人还是帮徽州人”的风俗习惯，徽商“生意范围遍布运河沿线的各个城镇”，已然成为运河城镇兴起、发展和变迁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其一，一个原本偏僻落后的乡村集市，因为来了徽商，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市镇。如“天下第一庄”——台儿庄（今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傍水而筑、因河而兴，被誉为“中国最美水乡”，漕运繁盛之时有很多徽商集结在此，“久和客栈”由徽商胡文广创建，目前古城景区内以徽派建筑形态和元素为主调，就是为了体现徽商在台儿庄艰辛创业史。又如悦来集（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新安镇），地濒盐河（古称官河，一名漕河），程鹏（歙县人）等人重资购地，大兴土木，“立街立市，取名新安镇” ，生意日益兴隆，至乾隆时已发展成为海州府南界第一大镇。还有外岗镇（今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自元明以来广植棉花，家纺户织，以“外冈布”闻名于世，一时成为徽商踊跃争购的名品，而“外冈布”的一个重要集散地就是邻近的钱门塘市，“因徽商僦居钱鸣塘（即钱门塘）收买，遂名钱鸣塘布”，徽商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其二，一个原本很普通的市镇，因为来了徽商，那么它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会走向繁荣昌盛。如 “江北小苏州”——张秋（今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张秋镇）由一个乡村小镇发展为一处商贸重镇，享有“南有苏杭，北有临（临清）张（张秋）”的美誉，这得益于它既是一个典型的“三界首”市镇，为东阿、阳谷、寿张三县所共辖，又是“漕河要冲”，位于会通河和大清河交汇处，不过“张秋商业的繁荣几乎完全依赖于运河交通与外来商人”，如徽商在这里除了从事棉布生意之外，重点经营绸缎业，“盛时江宁、凤阳、徽州诸缎绸铺比屋居焉，其他百货亦往往辐辏，乃镇之最繁华处”。其他如“七省咽喉”——河下古镇（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虽然因漕运而兴，但“自新安来者，程、汪、鲍、曹、朱、戴”等盐商的进入，应是它得以繁盛的不争事实，迄今仍然保持着明清古镇风韵；又如作为“江南十大名镇”之首的塘栖古镇（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大运河穿镇而过，“官舫运艘、商旅之舶日夜联络不绝，砣然巨镇也”，以至于“财货聚集，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骈臻辐凑，望之莫不称为财赋之地”，且“同人之商于斯者，不下千数，休（宁）、歙（县）、绩（溪）为盛，婺（源）、祁（门）次之”。

还有一方面，有的随着徽商命运的起伏跌宕，上演了一幕幕运河城市兴衰的悲喜剧。

虽然“在国内的各大都市以及交通枢纽之地，都有徽商活跃其间”，特别是那些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的沿运城市，因为有丰富的运河水为其滋润，这就给徽商提供了安身立命的事业场所。不过随着漕运制度的消亡，以及铁路运输、近海海运的兴起，当然也包括由于环境变迁、水利废弛导致航道通航条件恶化，曾经让徽商“从边缘地区走向城市中心”的大运河航运功能逐渐减退，运河流域城镇也随之发展缓慢甚至是衰败消失。

从大的城市说，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临清。虽然号称“天下第一都市”——扬州的前途命运，确实与大运河当然包括徽商兴衰息息相关，可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过现如今它仍然是一座现代化都市。而另外一座运河名城——临清则不然，可说是发生了极大的逆转。遥想当年漕运最为风光时，有“国家漕运江南四百万，寄径于山东漕河一线”之称，临清更是凭借地处大运河“腰脊、咽喉”地位，“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货财，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这可能有些夸大不太靠谱，不过它是明清时期华北最大的棉布、绸缎和粮食等商品的集散中心，也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商业都会却是毋庸置疑的。也正是由于临清地处大运河重要枢纽，南北交通要道，很自然成为徽商的辐辏之地，以至于“十九皆徽商占籍”，他们除了主要经营布帛业、盐业外，仅典当铺就开有百余家。可以这么说，临清的繁华富庶是由大运河带来的，是由包括徽商在内的诸多商帮共同促成的，而非常遗憾的是，随着千年漕运的废除，大运河的辉煌一去不复返，被誉为“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的临清逐步走向萧条和没落，聚居在那里的徽商也从此一蹶不振，现在的临清仅仅是运河名城——山东省聊城市的一个县级市，其地位和影响力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兴也运河，衰也运河。前文提到的“漕政通乎七省”的淮安，以及“当南北咽喉，子午要冲，四百万漕艘皆经其地”的济宁，都有过“运河之都”的盛世景象，由于那时到处充满商机，徽商自然闻风而至，然而随着水陆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曾经千帆竞渡、帆樯成林的场景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不见，善于逐时趋利的徽商也因此销声匿迹，仿佛人间蒸发了。

从小的市镇说，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有“小小南翔赛苏城”美誉的南翔镇（今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是著名的棉布业市镇，当年遍布徽商店铺，还建有新安会馆，“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如乾隆四十年南翔镇上布商字号至少有10家，主要是徽商所开，至今“大凡程、胡、汪、洪诸姓多属徽商后裔，朱、陈、戴、李等姓居民中也有徽商后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因徽商侨居和贸易而兴旺发达的南翔镇，“纵跨横沥，横跨走马塘，街衢南北五里，东西六里”，却曾由于受地痞无赖的蚕食和骚扰，被迫迁徙至外地规避而很快败落了下去。又如历史上以“日出万匹、衣被天下”闻名于世，有着“绸都”美称的盛泽镇（今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皖有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多有，而盛镇尤汇集之所”，康熙时竟然“居民万有余家”，被“诸镇推为第一”，这其中徽商功莫大焉，而后来随着徽商慢慢地减少，纺织业也衰落了下来。可见，徽商的去留聚散成为运河城镇兴衰荣败的决定性因素。

二、徽商促进了运河城市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和社会进步

明清时期全国最发达的区域，一个是珠三角，另外是长三角和北方大运河地区，而后两者与大运河关系极为密切。如果可以说“徽商繁荣在于京杭（大）运河”，那么也可以说运河城市曾经的辉煌与荣光离不开徽商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不甘于清贫困苦、越过崇山峻岭的徽商，以勇立潮头的姿态，敢开风气之先河，首先沿着从新安江和徽杭古道进入长三角腹地大运河沿线城市，充分利用浙东运河、江南运河、苏北运河这条运输最为繁忙的航道，长三角这个最为稳定的大市场，四面出击，无业不营、无商不经，牟利生财，成为这一地区经营最早、资本投入最大、经商人员最集中、生意做得最为红火的地域性商帮；然后以长三角为重要据点，沿着山东运河继续北上扩张，不遗余力地开拓和利用大运河这条国家漕运路线及黄金商路网络，往来苏、鲁、豫、冀、晋、甘、京、津以及辽东等地，一发不可收拾，生意越做越大，资本越积越厚，知名度和美誉度也越来越高，可见“只有走出封闭隔绝的连绵群山，来到大运河这个大舞台，徽州人才大有作为，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首先，徽商是推动运河城市经济繁荣的生力军。

通览徽商发展史，不难看出是大运河的全线通航，以及长三角商业经济的繁荣，成就了他们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辉煌业绩。据史料记载，徽州“贾人几遍天下”，主要通过大运河这条商品流通主干道进行长途贩运，双向贸易，实现北方的小麦、大豆、棉花及其他特产和南方的丝绸、棉布、茶叶的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并在地区差价中赚取十分可观的利润，因而在杭州、苏州、扬州、淮安、济宁、临清、天津、北京等都有他们十分活跃的身影；特别是他们取得“盐纲”经营权，且几乎是“一枝独秀”或者“独占鳌头”，成为“徽商登峰造极的产业奥秘”。非常难得可贵的是，徽商求食四方，辕辙天下，足迹遍及运河两岸，每到一处后都会依靠宗族力量扎下根来，很快融入当地社会，并发扬“徽骆驼”“绩溪牛”精神，为推进第二故乡商业化和城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是加快了商品经济发展。民无商不活，国无商不兴。虽说对于“吾邑之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的徽人而言，外出经商谋生可说是无奈的选择，但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开拓进取，善于发挥运河沿线城市地理连通、文化融汇、人流密集的叠加优势，有力促进了运河城市商品经济大发展，走在全国其他城市的前列。如在长三角，举凡盐、茶、典当、丝绸、棉布、木材、粮食等行业，到处都有徽商涉足，且以其雄厚的商业资本，“在江南地区造就了一个由坐贾、行商与海商所构成的商业网络”。此外，徽商在运河城市开设店铺，在给当地带去了更多的人气和活力的同时，又有力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如建筑、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和商业中介等，一个个运河城市就是在包括徽商在内的诸多商帮助推之下逐步繁华起来的。

二是改善了基础设施建设。如前文提到的徽商积极参与了扬州市政建设，又如在临清的汪保（籍贯不详），乐善好施，在运河上独自捐资修建了通济桥，为此“知州刘志业旌其门曰‘善人’，兵备副使刘贽立石曰‘善民善桥’，工部郎中张大器建亭撰文立石于桥侧”。其实在其他运河城市如苏州、杭州、淮安等地也是如此。他们一开始目的很单一，基本上都是奔着营利发财去，但到了经商地之后，随着商业网点越来越多，名头品牌越来越响，又往往拓街盖房，筑屋置地，修道路、建桥梁、浚河道、辟码头、立亭楼、设会馆、助书院等，无形中带动了当地城镇建设和发展，这类材料在史籍中不胜枚举，可说是“真正实现了徽商与经商城市之间的互惠双赢”。特别是为了追求精神享受，腰缠万贯的徽商还在扬州、淮安等地大造园林，如淮安河下古镇程氏（歙县人）构筑的曲江楼、菰蒲曲和荻庄，与扬州马氏的小玲珑山馆、郑氏（歙县人）休园和程梦星（歙县人）筱园等南北遥遥相望，成为当时江淮间著名的私家园林，这非常有助于改善城市生态，美化城市环境。

三是促进了城乡共同进步。徽商在经商地除了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热心赈灾济贫等慈善事业之外，还尝试探索了一条以商促农、以城带乡、城乡共同发展繁荣的路子。有“十三在邑，十七在外”之说的徽商，活跃在运河沿线城乡，其势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如由于长三角盛产棉布、丝绸，徽商就集聚于此进行大肆收购，并集中到地处运河之滨的“江南首郡”的苏州进行加工，再由大运河进入长江销往全国，这无疑是对当地棉植业和养蚕业的一个明显刺激，有力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一批原来发展缓慢的乡村市镇脱颖而出，如前文提到的南翔镇，还有罗店镇（今上海市宝山区）也因为“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矣”。此外，由于徽商的引领示范，运河沿岸大批农民逐渐转变了传统就业观念，纷纷走上弃农经商之路，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改善和提高，同时改变了当地农村的落后面貌。

其次，徽商是推动运河城市文化昌盛的带头人。

徽商崛起和兴盛成因固然有很多，而其中“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之，作为一代儒商的典范，徽商秉持“贾而好儒”之风，成为了一个有相当文化自觉的商帮，他们是徽州文化执着弘扬者、虔诚守护者，更是运河文化重要创造者、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

一是热心文化事业。徽商以追求商业的成功与推进文化、培育人才并举。如果没有徽商，很难想象出徽州文化的繁荣，徽商无疑是酿造徽州文化的“酵母”；而倘若没有徽商对收藏、刻书、学术、戏剧、绘画、书法、医学等倾注极大热情，很多运河城市文化品味和文化底蕴，尤其是它的吸引力和魅力也会大打折扣，徽商无疑是推动运河城市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力量之一。作为有文化的商帮，徽商的观念和普遍做法之一是“易儒而贾，以拓业于生前；易贾而儒，以贻谋于身后”，把读书、藏书、刻书和文章诗赋、琴棋书画等看成既时尚又高雅的事情，因此他们除了徽州本土外，还在侨寓之地积极扶持和振兴当地文化事业，毫不吝惜地输金捐银，推动学术进步、促进文化传播、繁荣艺术事业。如在扬州的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喜爱藏书、刻书、编书、著书，还特别喜欢结交文人，修建小玲珑山馆，“四方人士闻名造庐，授餐经年，无倦色”。正如国学大师启功访问扬州时说：“马氏兄弟招纳一批文人在家高谈阔论、著书立说，虽有沽名钓誉之嫌，但客观上完成了大多数学者因财力无法达到的事情，推动了扬州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发展，他们收罗了许多文化人、供养文化人，而文人们也正是凭借着盐商们提供的无虑的物质生活，可以专门从事自己的文化活动。”

二是投资文化产业。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商品，紧扣商品文化属性进而助推产业发展，这是徽商经营的一大特色，如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雕刻、新安罗盘制造等，尤其是“胡开文”徽墨以及纸、砚、笔相配套的文化产业如名人书画交易等曾大兴于世，名噪一时的“四大徽班”进京献艺极大地拓展了徽剧产业运营平台。可见，虽说徽商根在徽州，枝叶繁茂却在他乡，他们把传统徽州文化产业“往往做得业兴财旺”。其实，徽商是有意识从事商业文化经营活动的，如在扬州的“文化商人”方用彬（歙县人）钟情于书画和鉴宝收藏，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投资行为，不过他获取的巨额财富来源于艺术品，又回归于艺术和文化事业。需要指出的是，以文化人、以文兴业，首先自己得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这个方面的行家里手。如徽商在扬州、淮安等地投资兴建园林、别墅、住宅、书院等，因为他们是徽派园林建筑方面的一流专家，因而能聘请到大师级工匠进行精心设计施工，并把徽州“三雕”（石雕、砖雕、木雕）融入其中，使之集历史性、艺术性、实用性和科学性于一身，从而形成了内涵丰富、特色独具的徽派建筑文化。

三是参与文化活动。应该说“徽人十九为商”，大多注重功利，追求钱财，然而在经商过程中也真切体会到文化的重要，加之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当他们物质欲望得到满足后，积极投身文化教育事业，不遗余力地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这或许有附庸风雅、做秀显摆之嫌，不过真心诚意、慷慨投入也是有目共睹的。

1. 热心教育文化。有的捐资助学，如一文铜钱走出徽州，后成了商业巨富的盐商鲍志道（歙县人）在扬州就建了12门义学，专供贫家子弟就读。有的创立书院，如扬州的梅花书院、杭州的崇文书院、无锡的紫阳书院、淮安的丽正书院都是由徽商出资兴建或资助运行。有的资助文人学术文化事业，如徽商交结很多文化名士，还为“扬州八怪”提供了自由舒适的创作场所和生活需求的充分保障，对“扬州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2. 举办诗会雅集。“亦商亦儒”的徽州盐商经常性开展学术文化交流活动，尤其是他们延致名士，在私家园林中以文会友，以诗会友，斗诗衡文，竞展风采，成为当时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说“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正是这些吟诵唱和迎诗会，极大激发了文人墨客的诗情和雅兴，吟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成为扬州盐商园林文化重要品牌之一。

3. 赞助戏剧演出。俗话说“商路即戏路”，很多徽商对戏剧情有独钟，如“聚集在苏州、扬州、松江、南京等地的徽州富商，普遍兴起蓄养家班的风气”，他们资请戏班演出更是平常事。特别是徽俗最喜搭台看戏，因此徽商走到哪就将徽戏带到哪，以至于有“没有徽州商人，就没有徽州戏”之说，如大盐商江鹤亭（歙县人）酷嗜戏曲，蓄养有戏曲班社，不惜重金征聘四方名旦，特意选中享有盛誉的著名花旦郝天秀加盟演出，使徽班声誉日隆，而徽剧传播发展演进并最终成为国粹艺术，“都缘于徽州商人的加爱呵护，离不开徽商的精心策划和有意安排”。

第三，徽商是推动运河城市社会转型的促进派。

徽商对运河城市特别是长三角社会转型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举凡这一地区社会观念的改变、等级制的被打破、社会风气的变化、商业精神的传承等等，徽商作用甚为显著”。同样，徽商长期居住经营，“使山东运河流域呈现出南北文化交融、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态势”。具体来说，除了新型的劳资关系，还出现了三个“转变”，或者说是深刻变革。

一是思想观念认识转变。由于大运河给人们创业带来了很多机会，加之向来认为“贾名而儒行”“良贾何负宏儒”的徽商，尤其是那些在杭州、扬州、淮安、临清等地的徽州盐商、茶商、木商、粮商、丝绸棉布商等，正是倚仗大运河带来的无尽商机赚取到了巨大财富，这些鲜活地摆在人们眼前的一个个事例，冲破了当地居民旧有的植根于乡土社会、小农经济的思维模式和以农为本的“重农抑商”传统观念的束缚，这就大大提高了商业在社会生活中地位，如在长三角，弃儒就贾，逐利成风，虽说首要目标还是考状元，但第二目标却是经商办企业。这是其一。其二，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地区对商人的评价和看法，如明初朝廷对商人在服饰、住房、交往、子女参加科举等方面的种种限制，随着徽商在衣食住行方面极尽奢华的消费，特别是用金钱铺路，通过捐官进入官场，有的甚至和最高统治者交往，以及取得“商籍”的侨寓徽商子弟可以参加科举等，士与商阶层在多种内外因素作用下打破了彼此间的隔阂，逐渐产生互动，这就为运河城市文化带来了新的气息。

二是经商观念行为转变。由于运河城市如扬州、杭州、淮安、苏州等，既是文人学者、士子官员最为活跃，也是和“贾而好儒”“富而好礼”的徽商往来最频繁、关系最密切的地方，正是在“官商互济”“士商互动”“士商合流”的背景下，不仅“一等人读书，二等人经商”“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新的价值观，“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先进的经营理念，而且“徽商的文化精神也随之流传下来”，除了“长期形成的诚信经营的商业道德、贾而好儒的商人特点”之外，还有“百折不挠的创业品格、契约为重的经商传统、热心善举的社会责任等等”，经过代代相传，已经内化为一种信念、一种精神，深深影响着经商地人们的认知和行为。

三是社会风俗习惯转变。徽商及其后代长时间在一座运河城市经商，自然而然地就与当地民众融为一体，甚至定居入籍，这样他们就由侨寓商人转变为土著居民，由此带去的世风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除了收藏文物成为时尚之外，还刮起奢侈消费之风。且不说徽州盐商“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招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坐尽欢，夜以继日，世所谓芬华盛丽非不足也”，对扬州美食、园艺、戏曲、古董、玉器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就以对淮安饮食文化来说，徽商千方百计延揽名厨，搜集奇珍异品，以满足奢侈的口腹之欲，正是他们追求味觉盛宴，促成了名气极大的“淮菜三全席”（全鳝席、全羊席和全鱼席）的出现，而追求新奇风味，又助推了蟹黄汤包、平桥豆腐等淮扬名菜的形成。当然，侨寓在运河城市的徽商，通过家祭、祠祭、墓祭、会馆祭等，使得徽州礼俗为世人所熟知并被当地人同化，如“因山右、新安贾人担策至淮，占籍牟利，未与士大夫之列，往往行其乡俗”。此外，徽商契约意识非常强烈，如当地典当业经营规范，“以徽式典当的组织最为严密，责任明晰，合于管理精神”。又如扬州婚礼的“抢花冠”就是当时寓居扬州的徽商传过去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大运河在为数以十万计移民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还促进了“沿运各地世风民俗的演变以及人居环境的碰撞、借鉴、互动和演进”，以及运河城市商业文化呈现出开放性与多元化的特点，这其中就有徽商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就域内而言，徽商所经营的大宗商品通过大运河频繁地北上或南下，极大地刺激了运河城镇商品生产和商业贸易，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同时形成了独特的运河风情和民俗文化；就域外而言，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徽商，把“一带一路”贸易路线通过大运河等连接贯通起来，从陆地走向海上，为运河城市开展海外贸易作出了杰出贡献。

综上，如果说历史上许多运河城市呈现出“运河通则城市兴，运河废则城市衰”这条基本规律的话，那么这些运河城市的命运起伏与徽商密切相关也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一些运河城镇在“城市化”历史进程中，徽商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推手；另一方面，徽商有力促进了运河城市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达到更高水平；还有一方面，运河城市对外交流和开放局面的形成，有着徽商的巨大贡献。

（本文为安徽省高校协同创新项目“徽文化形态研究与传承实践探索”（GXXT-2019-05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