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东

炮声消遁，弹雨暂歇。从1948年11月打到1949年元月，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终于以歼敌55.5万，人民解放军的胜利画上圆满句号。参加支前，披星戴月运粮、运伤员的父亲，回到家连口水都没顾上喝，丢下铺盖卷直奔祖陵。朝一座荒草萋萋的土坟前一跪，喃喃说道：“你老人家的血没有白流，天就要亮了，咱穷苦人要翻身啦！”言未了，泪先流，早已泣不成声……

那是1944年冬一个飘着雪花的清晨，30余名敌伪军突然包围瓦房村，抓走我的祖父王宏恩。第二天七八个乡亲带着好不容易连夜凑齐的10块大洋，天真地想把人赎出来。而从徐州鬼子监狱带回的却是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的祖父尸体。祖父早几年参加新四军，后因奶奶死得早，父亲当时才八九岁无人照顾，加上祖父已年过五旬，前线冲杀腿脚跟不上趟，就让他回地方任县委地下交通员。不成想被叛徒出卖。祖父心如明镜，落在东洋矮脚鬼手里，不当软骨头就必死无疑。只是不放心儿子，让送饭的伙夫给家传话，“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一定要跟共产党走！”这句话不只是遗嘱，也成为我家几代人的信仰和追求！

砸碎旧世界，建造新乾坤。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共和国新政权面临着百废待兴的艰难使命。我父亲被选拔到刚成立的供销合作社，他从心里感谢党，有着使不完的干劲。25岁，光荣地站在党旗下宣誓，成为全县供销合作社系统最年轻的党员。接着先是被提拔为乡镇供销合作社主任，随后又荣升县城的社主任。然而，在前程辉煌展开之际，一道难迈的沟坎猝不及防横在面前。1962年春，国家为了恢复三年自然灾害遭受重创的元气，决定号召政府机关工厂的人下农村。农村的艰苦程度不言而喻，特别是刚刚从三年大饥荒噩梦中醒过来的人，更清楚农村和城市的天地差别。父亲和已有两年党龄在被服厂上班的母亲商量一下，毫不犹豫地给我们母子4人报了名。但出乎预料的是，我们还没从由县城到农村的变化中回过神来，半年后，父亲也辞职回到老家。后来听说，县供销社三天开了四场会，下放农村的干部人员指标落实十分困难。父亲蹦出句“我听党的！”率先垂范，下放人员名单也很快有了圆满结果。

生活似乎在故意考验我们一家。1963年夏，暴雨不住点地下了三天两夜。村庄田野一片汪洋，秋季庄稼几乎颗粒无收。第二年春天还没到家，饥饿再次袭向刚刚缓口气的乡村，父亲脸色像灰蒙蒙的天一样阴沉。我们家面临缺粮境地，一个我该称呼舅姥爷的白胡子老头，送来一小筐七八个胡萝卜。长叹了一口气对父亲说：“唉，不穿皮鞋穿布鞋，不当干部当农民，你这是自找苦吃呀！后悔了吧！”父亲摇了摇头，没有回答。1963年水大，可面积不大，政府陆续从江南调来大米、白菜、藕等粮食蔬菜救援。我们一家和全村人一样，很快从困境走了出来。

生产队夏秋两季凭工分多少分粮。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上学。为了多挣点工分，父亲除了参加大呼隆劳动，还利用一早一晩喂生产队的几头驴。铡草、换淘草缸水、打扫驴圈，忙得脚后跟直踢脊梁骨。尽管这样，年终结算我家工分总是排在后几位。当然分粮也排在后面。看到工分总是不如人家多，我再也不愿去学校，想在家修地球、挣工分。父亲大发脾气，说，国家建设需要读书的人，有文化才能有出息。为了贴补家用，家里养起鸡鸭猪羊，房前屋后种上丝瓜、辣椒。我放学忙着割草换工分，弟弟去放羊。“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农家生活虽不是那样富足，但全家人渐渐随遇而安，并乐在其中。储存记忆，永远值得回味。

1970年底，淮北市到萧县招工，我和弟弟招到朔里煤矿。事情来得突然，全家人甭提有多高兴。父母陪着我弟俩步行30华里，到萧县县城火车站。父亲说：“只能送到这里了，一定要听党组织和领导的话！”当时煤矿生产环境恶劣，下井爬高上低，要走四五华里才能到工作面。说是8小时工作制，连同班前会、更衣洗澡，至少10个钟头。但是，我深知这份工作多亏父亲老同事帮助，来之不易。在那个贫穷的计划经济年代，一个农家同时冒出两个拿工资的工人，很可能整个县没有第二家。我倍加珍惜，吃苦在前，第二年当上班长、团支书。但没忘记父亲往日教诲，有文化才能为国家多作贡献。经常从矿图书馆借书，《基督山伯爵》《静静的顿河》《红楼梦》等不少中外名著都是那时读的。书让我着迷，有时悄悄带到井下，歇工时看上几页。怕弄脏，用毛巾包裹。矿广播站每天播放的新闻稿件，我照葫芦画瓢，尝试写写。当第一次听到大喇叭喊出我的名字时，心情绝不亚于叫花子捡到块金元宝。1978年，我写了一篇“四不像”，矿宣传部周翰藻老师修改成小说，名字《请客》，赫然出现在《安徽日报》文艺副刊上。我知名度大增，不久借调到矿宣传部写报道。火热的矿山生活，矿党委和矿宣传部领导关心支持，使我的写作热情只增不减，在淮北矿务局十多个矿中，对外发稿名列前茅。淮北矿务局党委书记、局长都曾为我颁发过荣誉证书。接下来喜事连连，1984年省里下达为国企部分以工代干人员转正的文件，我所在的矿推荐36人参加文化考试，6人及格，其中竟然有我和只上过初中二年级的弟弟两人。这件事顿时成为矿上头号新闻，父亲难得大方一回，八块八买了瓶茅台庆贺一番。第二年，幸运之鸟再次降临，淮北报从基层选调两人，其中有我。

报社在老市委大院办公，仅一层楼，条件不是太好。但人心思进，都在想如何把报纸办好。我边干边学，编辑之余见缝插针，写些“豆腐块”。1992年，有幸和一同进报社的徐寿山釆写的通讯《三凤求凰》竟获得安徽省好新闻一等奖、江苏省经济好新闻一等奖。还先后被评为省优秀编辑，淮北市优秀共产党员，市先进工作者。血脉传承，家风熏染，大家庭发生很大变化，姐姐当上淮北市第一代女公交驾驶员。当过渠沟镇副镇长、副书记的妻子获奖证书一大摞，不比我少。女儿从戎，立过一次二等功，两回三等功，儿子进报社子承父业。今年和我双双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1996年夏，我和父母登上北上的列车。5天前接到担任中央军委委员、上将军衔的总后勤部部长王克叔叔的秘书王志发电话，让我父母去京。叔叔从朝鲜战场回来，一直在大西北，曾担任过21军军长、新疆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又去东北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军务繁忙，千山阻隔，老弟俩已近二十载从未谋面。见了格外高兴，回忆起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王克叔叔说：“小时候，二大爷（我爷爷王宏恩）经常讲八路军、新四军打鬼子故事。我想去当兵，是他连夜把我送去参加新四军。没想到我走后不到俩月，二大爷壮烈牺牲。”忆到伤心处，禁不住热泪盈眶。叔叔想留我们在北京玩个十天半月，父母怕影响叔叔工作，五天后便踏上归程。我和父母去解放军总后探亲的消息不胫而走，家里一下子比往日热闹许多，有人要父亲出面代加工军服，有人要求帮忙销医药，有人要我家入干股联办军需加工厂。还有个弟弟在部队的领导想让我们吹吹风，争取让弟弟肩上多两颗“豆”，并留下话，我家有事要办尽管说（当时因企业改制两个妹妹正面临下岗）。家庭会上，父亲一脸严肃：“你们的叔叔不是国民党的官，生意上的事、提拔调动的事，咱们不能张嘴，更不能指望这谋私发财。你叔代表的早不是他个人，咱们不能朝党脸上抺黑呀！”我二弟、侄子都穿过军装，何尝不想留在部队发展。想到父亲家规在先，谁也没给北京提过。即便叔叔问过家里可有困难，也没张过嘴。

岁月蹉跎，沧海桑田。今年十月一日，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老父谆谆教导，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任何时候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不能动摇。近百年无数事实足以证明，只有跟党走，国家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希望，家庭才有幸福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