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席记者　王守明

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作为文化遗产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6项世界遗产。凭借柳孜运河遗址遗产区入选其中，成为大运河申遗城市之一的淮北，有了第一张世界文化遗产名片。

开凿于公元前486年的中国大运河，距今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包括隋唐宋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元明清时期北起北京，南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从宁波入海，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的浙东运河，总长超过3200公里。世界上建造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且目前仍在使用的人工运河非她莫属。

隋唐大运河由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永济渠四部分组成，在我市濉溪县境内的柳孜运河遗址属于通济渠，全长41.5公里，沟通着黄河和淮河。淮北作为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能源城市，从远古走来，历经各种磨难发展到今天，呈现出在建置沿革上时升时降、在经济走势上大起大落的历史特点。而在关乎淮北盛衰的诸多要因中，除了自然灾害、战乱、人口迁徙以及都城变迁之外，还受到水利事业特别是运河改道的深远影响。

于是乎，大运河成为了淮北这座古城的摇篮，见证了历史繁华与千年记忆的柳孜运河遗址，更是城市赋予广大市民的荣耀、宝藏。

积累了两千多年历史文化底蕴的中国大运河，地跨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8个省市25个城市，包括河道遗产27段，总长度1011公里，相关遗产共计58处。

作为安徽省唯一一处大运河遗产点，包括了隋唐运河柳孜桥梁遗址与隋唐运河柳孜遗址段“一点一段”的柳孜运河遗址也是整个隋唐大运河遗址本体上的最具价值的考古发现。不仅为确认通济渠的流经路线提供了有力证明，起到补史证史的重要作用，更对研究运河交通、运河经济有着典型的意义。

通济渠自开凿以来，成为隋、唐、宋三代联系中原和东南地区的交通运输大动脉。当年的运河上“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运漕商旅，往来不绝”。柳孜考古充分说明了这一历史文献记载真实性。柳孜运河考古成果表明，当年的柳孜镇人口众多，客流如云，既是漕运中转码头，又是较大的商品集散地，相传这里有九十九座庙、九十九眼井，一派繁华景象。

作为中国古代运河遗址的典型代表，柳孜运河遗址充分彰显着古代运河文明。

1999年第一次考古发掘，发现的8艘木船个体有力印证了大运河作为漕运大通道的运输工具的巧夺天工；2012年二期考古发掘，确定了北宋早期（公元10世纪）的运河两岸石筑台体，是大运河沿岸重要的桥梁建筑遗址。挖掘出土的唐、宋、元时期的大量古陶瓷也为柳孜运河遗址笼罩了另一个夺目的光环——“运河瓷”。

与此同时，“木岸狭河”这种古老的河道治理方式也在柳孜运河遗址得到印证。隋唐大运河水源主要来自泥沙较大的黄河，因为水流缓和，年长日久，宽阔的河道被泥沙淤塞。为解决这种状况，宋代开始“水利专家”就对河道进行治理，将宽阔的河道变窄，让水流变急，再用成排的木桩护岸，保护河堤。在柳孜运河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中，考古专家预测运河宽度在40米至60米之间，而实际发掘中，却发现河道仅20米左右，周围还有大量成排的“木桩”。经过发掘、推断及验证，专家最终认定此处为宋代“木岸狭河”遗存。

泗永公路、百善镇柳孜村，柳孜运河遗址现场。在初夏的骄阳下，柳孜运河静默无言。沿着木质台阶，深入运河遗址底部。堤岸土层中的古瓷、兽骨和桥墩石料上的花纹清晰可见，散落在河床上的石锚、石磨也依然保持最初的姿态，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着人们大运河往昔的繁荣景象。

历史是根、文化是魂。今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的淮北更令人向往。